国学内容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即使皓首穷经、焚膏继晷也无法曲尽其妙、去伪存真。且让我们在雪泥鸿爪中扒开迷雾，探秘中华文明之光。
书画家把印章用在自己的作品上的做法，到唐代以后才有明确记载，在此之前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过类似的做法。据《十国春秋》记载，前蜀茂州刺史许承杰“每修书题印，微有浸渍，辄命改换，书佐苦之”，这里“题印”即盖印、铃印，与“题款”意义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前蜀时期已有人在书信来往中开始铃印了，但这仅是将私印应用于私人书信当中，还未曾涉及艺术的领域。不过，私印介入信函和公文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种做法为书画款印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书画与印章的结合，比较明显的记载来自宋代。有宋一代重文轻武，由于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艺术造诣极高，对书画艺术极其推崇，大力提倡，鉴藏印在文人士大夫中风靡一时，书画款印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北宋时期使用书画款印，目前可见最早的实物是欧阳修的《致端明侍读书》，这件尺牍上铃押“六一居士”印，《尚恩帖》中也有欧阳修的“六一居士”印。“六一居士”就是欧阳修的晚号，可见当年的书法家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将代表自己的印章用于作品上。除了“六一居士”这方印之外，欧阳修平时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孙其永保之”都是兼具收藏意义的印，在其他作品中也能够看到这两方印的形迹。
到了元代，许多文人绝心于仕途，转而寻找新的心理寄托。而社会上也逐渐形成了“政统易于上，而道统则仍存于下”的风气。于道如此，于艺亦然，所以当时的文化环境自由，朝廷对文化领域的管理相对宽松，这反而助于艺术传统的一脉相承。这期间诗书画印的融合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首推赵孟、王冕。特别是赵孟，人称“书画诗印”四绝，当时就已名传中外，以至日本、印度人士都以珍藏他的作品为贵，为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到了明代中叶，印章艺术有了新的突破，文彭、何震作为明清流派印章辉煌业绩的开拓者，在印坛上一反浅陋怪诞的九叠文，复古秦汉，开辟了印章艺术的昌盛局面。当时，由于印章艺术风靡，在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印章艺术的热潮，大批的文人雅士开始拿起刻刀，刻制印章，求名家印章也蔚然成风。同时绘画发展到明清，抒情写意的文人画占据了主流地位，出现了一大批兼工书画、印章、诗文的艺术家，书画家能随心所欲地刻治印章，使之成为与诗文、书画并列的文人墨客的消遣之道，进一步推动了书画与印章的结合。
到了清代，印章走上了一条“印从书出”“印从刀出”“印外求印”的复合型创作道路。吴昌硕印章融浙皖两派之大成，错综秦汉而又归于秦汉，气息雄厚，超越前哲，印史上被称为“后浙派”。到了近代，几乎每个书画名家都非常重视书画印的融合，印章的使用然成了书画艺术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书画家本人即是治印高手，如陈师曾、齐白石、来楚生、余任天等，都是集“书画印”三位于一体的大师。还有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等大师，虽然不是以印人的身份著称于世，所治之印的数量也不多，但其对于作品中印章的运用却有着独到的见解，用印技艺的精巧也从另一个侧面烘托了其书画艺术的极高造诣。比如张大千对于用印的讲究程度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且能根据各个时期的书画风格不同配以与之相匹配的印章。
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印章文化，不仅与书法、画作等艺术作品互相交融，更体现了一种人文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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