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他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
经历了凤翔当官三年，妻子、父亲相继去世，又再次成婚的苏轼再次回到京师，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劲敌——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是新旧势力的对决，有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义无反顾、一意孤行、激勇前进、急于求成。苏轼年轻气盛，虽已经在官场上历练几年，仍然不改脾气秉性，你若愈是逞强，他必不会示弱，不会善罢甘休。苏轼的姿态表明，与革新派的斗争，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他反对变法的态度，也将是坚定的，长久的，是不可逆转的。
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挺身而出，率先弹劾苏轼，指他在前次运送父亲灵柩回乡途中，有趁机贩卖私盐之实。遭此不白之诬，苏轼心情无比郁闷，直到这时，他才算真正地领教了政治的险恶，敌手的狡猾。皇帝的大力支持，保守派势力因司马光的离开得到抑制，眼看着新党当道，朋辈尽出，孤立无援如陷泥坑当中的苏轼，也终于下了求放外调的决心。
从苏轼初仕凤翔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这个曾经豪气干云的科场天才，在政治的乱局中，并未建立起如他所构想的事业，并未实现他宏伟而美好的抱负。十年时光，恍若烟云，就像一场大梦。由不得他不怅然若失，由不得他不充满遗憾。苏轼胸怀一番报效朝廷的壮志，但个性耿直，策略缺失，遇到不平之事，就奋不顾身冲上前去，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带着满腔郁闷，离京去杭州，途中去看望弟弟苏辙、前辈张方平、恩师欧阳修。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苏轼到达杭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一出，其他描写杭州的诗句都黯然失色，他在杭州游山玩水，结交好友。但在杭州担任通判，实施新政，让苏轼做着违心的事是极度的痛苦，他率真直爽，与世俗格格不入。苏轼到任杭州以来，不停奔走所辖各县之间，更亲近百姓，了解民生疾苦。这才是苏轼，一个为民爱民，为国爱国的苏轼。在杭州的生活，苏轼的诗情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在情感和理智方面也更为成熟豁达，佛教给了他智慧，自然风光让他变得开朗，喝茶、参禅、作诗、交友，甚至与妓女来往，都让他蓄积了内心的精神力量。
三十九岁的苏轼，在杭州任期满三年，苏辙在济南，他便请调山东，为密州知州，这才是苏轼真正主政一方之开端。这让我想起了他的词作《江城子 ·密州出猎》，他的“狂”态，百姓的拥护，他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有了用武之地。偏远贫穷的密州，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却是苏轼思想和个性训练的好地方。他不再是那个科场得意的天才少年，他不再是初涉仕途的年轻签判，他开始变得宽容，变得豁达，变得顺应时事，不再强求于得失与多寡。
熙宁九年（1076）八月十五，苏轼与同僚聚会，引于超然台，喝至兴奋处，作了流芳百世的《水调歌头》。里面有对弟弟苏辙的思念，有对世事的达观，有对天子离人的美好祝愿。这首永远的绝唱，至今流淌于我们心里。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