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周
早晨刷到贾旭明的一段相声，差点笑岔了气。相声里说诸葛亮欠了三笔账：草船借箭，还了吗？没还。借东风，还了吗？没还。借荆州还了吗？没还。末了抖出一个包袱——知道为啥别人都骑马，诸葛亮却坐车吗？“他是老赖，上失信名单了，速度快的交通工具不让他用了。”
乐完之后，心里却升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我们哈哈大笑的，不正是把“足智多谋”奉若神明吗？曹操作弊，就是“阴险狡诈”；诸葛亮耍诈，却是“神机妙算”。这双标背后，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心理：只要能赢，手段便无关紧要。
春秋时代，战争是另一副面孔。
《左传》记载，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宋军已列好阵，楚军才刚开始渡河。子鱼建议趁楚军半渡而击之，宋襄公拒绝，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等楚军全部渡河、列好阵形后才开战。宋军寡不敌众，惨败收场，宋襄公本人也被箭射伤，第二年伤重而死。
后世把“宋襄之仁”当笑话讲了千年。可宋襄公真的蠢吗？在当时的战争伦理中，他要是不等楚军列阵就开打，才是遭万夫所指。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那是一个把战争当比赛、把胜负当竞技的时代。战前要下战书，言辞谦恭，使者还会受到款待；两军对阵，先喊话问“你摆好没”，等对方回答“好了”，再击鼓开战。杀戮之中，仍有礼仪。
这种精神不只中国有。中世纪欧洲的骑士道，核心是谦卑、荣誉、牺牲、怜悯、诚实、公正等八大美德。骑士道要求：不攻击负伤者，不杀害老人与儿童，甚至对等地位的敌人才值得施以怜悯。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将骑士精神概括为“对个人的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牺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也规定，战士不得使用涂毒箭矢，不得伤害投降者或失去铠甲的人。在人类文明的不同角落，都曾出现过相似的军事伦理——对暴力设置禁区，对杀戮保有羞耻。
可是，这股精神在中国消失得格外早。
这一转折中，《孙子兵法》扮演了重要角色。《孙子兵法·计篇》开宗明义：“兵者，诡道也。”——战争就是讲诡诈之道的。这看似常识，但在当时却是颠覆性的宣言。在此之前，《司马法》强调的是“哀怜伤病”，西周《禹鼎》记载周夷王要求战争中“勿殄寿幼”，即不要伤害老人儿童。《孙子兵法》系统绕开了对战争伦理的讨论，毫不掩饰地探讨诈谋的使用。有学者将此称为“马基雅维利式转向”——比西方早了两千年。
《孙子兵法》的出现，加速了周礼对战争行为约束的瓦解。从此以后，战争从斗力变成了斗智，从竞技场变成了角斗场。贵族精神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流失。
当然，《孙子兵法》并非只有“诡道”一面。它同样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把不经过直接交战就达成战略目的视为最高境界。“五事七计”中，“道”居于首位——“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讲的是上下同心、正义之师。这些思想闪烁着超越时代的光芒，至今仍被世界各国的军事理论家所珍视。问题不在于《孙子兵法》写了什么，而在于后世如何选择性地解读它、功利性地使用它——“诡道”被无限放大，“不战”却被轻轻略过。
此后的历史，是这种选择性使用的胜利史。
战国时代，平民取代贵族成为战场主力，以斩首记功，屠城灭族屡见不鲜。秦始皇统一六国，把原六国的贵族杀尽或流放。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再无贵族的容身之地。项羽想恢复贵族时代，被消灭了。明清之际，顾炎武痛心地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有人会说：西方不也一样吗？三十年战争杀得尸横遍野，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惨绝人寰。但区别在于，西方的贵族精神虽已消逝，但从中生长出的契约精神与诚信传统，却深深植入了社会肌理。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构建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利伯守则在南北战争中首次系统规范了战争行为。骑士道强调的“契约、规则与秩序”，推动了欧洲军事科技走向标准化与体系化。古希腊伊壁鸠鲁就提出了社会契约观念，经霍布斯、洛克、卢梭的发展，成为现代诚信的逻辑起点。
诚信，在西方是法治的精神基础，是公民最重要的德性之一。
在中国呢？我们推崇的是谋略，是计策，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把耍阴谋诡计奉为“足智多谋”，把不守信用称为“兵不厌诈”。从相声小品到职场攻略，从商战案例到人际关系，“诈”与“谋”始终是最高智慧。我们嘲笑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把诸葛亮的失信当成美谈——贾旭明的相声，不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吗？我们哈哈大笑的，正是对自己文化中诚信缺失的集体无意识。
有学者说，《孙子兵法》的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战争和伦理观点相似”，包含着现实政治的立场。但马基雅维利在西方始终被当作反面教材，“马基雅维利式”是贬义词。而在我们这里，兵法是“兵学圣典”，孙武是“兵圣”。我们用它来管理企业，用它来经营人生，用它来教育下一代。正如有人指出的，这部书需以儒家立场为根基、道家境界为支撑，才能避免“走火入魔”。可现实是，大多数学习者跳过了前两步，直接奔着谋略去了。
《孙子兵法》当然有它的价值。但问题在于，当一个民族过分推崇诈谋之道时，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我们失去了对规则的敬畏。从官场到商场，从学校到家庭，“潜规则”永远比明规则管用，“关系”永远比契约重要。代价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社会从未像西方那样，建立起根深蒂固的契约精神和诚信传统。百年商埠的信誉，终究没能战胜千年兵法的基因。成王败寇的思想，古时一次次把流氓恶棍推上皇帝龙椅，如今又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一次次把无耻小人奉为成功人士、社会精英。这是社会的扭曲，文明的倒退，中国的悲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没有道德统帅的才智，不过是危险的利器。宋襄公可以输掉一场战争，却赢得了两千年来少数有识之士的敬重——吕思勉先生评价他“犹有能行仁义者”，《公羊传》更将他的战士德性与周文王相提并论。而那些靠欺诈取胜的枭雄呢？他们赢了战争，却输掉了人心的根基。
回到诸葛亮。相声的笑话当然是玩笑，但笑的背后，不该只有开心。那笑声里，藏着一个民族对诚信的无所谓，对契约的漫不经心。我们笑话诸葛亮上了“失信名单”，却从没认真想过——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在算计、都在使诈、都在“借”而不还，他赢了天下，输掉的又是什么？
草船借箭，终究要还的。不是还给曹操，而是还给历史。
那个写下“兵者诡道”的孙子，若知道后世将他奉为“兵圣”，而将他反复告诫的“道”与“德”弃如敝履，不知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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