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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尽管后人通常把阳货和孔丘视作截然不同的两个正、反面典型，却永远无法抹煞他们在政治诉求上的一脉相承，这其实从阳货反复要求孔丘出仕并且最终得到了正面答复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希望高举“尊君”大旗并且采取实际措施来削弱“三桓”势力的。因此在阳货和孔丘先后执政或为相的若干年内，鲁定公以极高频率担任名义上的统帅领兵征战，并多次参与诸侯会盟，这相对其兄鲁昭公和其子哀公而言都是无可比拟的高光时刻。
不过站在整个鲁国的立场而言，这种盲目卷入齐、晋间大国争霸、为了履行封贡义务虚耗国力的做法必定是弊大于利的。当然阳货执政期间从齐国重新获得了阳关、郓，孔丘为相期间又获得了“龟阴之田”和被阳货胁迫降齐的讙，但这些本来就是鲁国的固有领土，整个邦国在成为齐国附庸而被迫追随其参与征伐却并没有额外获得利益。因此不论是阳货还是孔丘，他们总体的战略仍然是不够成功的，其最终先后离开鲁国向外寻求出仕机会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三桓”在此后重新直接执政尽管被普遍视为公室的悲哀，但从此鲁国走上一条迅速对外武力扩张的路线，而主要的卿大夫集团都确实从中获得了各种实利，因此定公末年至哀公年间的鲁国事实上可能处于春秋时期以来最强大的阶段，无论是从军力、疆域还是外交水平上来说都是如此，甚至还巧妙地借助吴国的力量取得对齐征战史上的空前胜利。
这种变化首先得意于鲁国从国君到主要卿大夫关系的稳定化：
鲁定公末年至哀公初期六卿格局变化
如前文分析过的，鲁定公末年至哀公中期“三桓”以及其裙带关系的诸卿几乎全部处于稳定执政的状态，这使得政策得以长期保持延续，诸卿之间也鲜少需要因为彼此间相对位置的调整而引起权力的重新洗牌。尤其是当季孙斯（桓子）去世后，一度可能出现由幼主继任的局面，却马上被人以极端手段制止了：
……季孙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孙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告曰：“夫子……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请退。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乃讨之……（左传.哀公三年）
可见季孙斯一度试图以还未出生的男婴当做继承人，明显是病重期间的“乱命”，对此除了他身边的“小臣”正常固执地如实将男婴出生的事实公布外恐怕没有人会以为然。对此季康子除了故作姿态表示愿意辞去卿位外，同时不得不派人痛下杀手除掉婴儿。
整个事件看起来充满了阴谋和血腥，其实一切风平浪静。万一真的由南孺子所生之婴儿继任上卿，那么随时可能再次出现强干、充满野心的觊觎者，鲁国也随时可能重回阳货时代的老路，所以成熟的执政集团拒绝出现一切可能权力结构重组带来的混乱。这才是鲁国能够在霸主更迭、吴越兴起的混乱格局下能够幸存的原因。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说，一旦这种格局存在的时间过于久了，就会开始孕育各种试图将其颠覆并且谋求利益的变故：
鲁哀公在位后期六卿格局变化
如表所示，哀公十四年后六卿陆续出现更迭，表面上看似稳定的排序背后隐藏着利益重新分配的需求，而经历过多年战乱和目睹大国争霸格局变化且逐渐成熟的鲁哀公更希望利用这种变化博取自己的利益，从而铤而走险开始寻求外援力图重夺权力，这导致了悲剧的最终发生。
当然无论如何，鲁国还是在战国初期通过允许“桓族”从执政者变成格局势力并独立出去这种断腕之举重现了“奉法循礼”的君权邦国，不过彼时的北方诸侯格局也早已经不是旧的周礼和“天子——伯主——诸侯”封贡体系所维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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