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3年的石油禁运为起点，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为期一年半的经济衰退。
通胀率持续上升，失业率达到“二战”以来的新高，居民消费也一蹶不振。
美国、西德和日本都出现了中小型银行倒闭的现象，英国政府甚至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才能维持日常运转。
在日本，家庭主妇冲进商店，抢购卫生纸和生活用品，因为她们相信国家财政随时都可能破产。
按照“新经济学派”的看法，危机并不可怕，因为国家有的是调控手段。
摁摁经济机器上的“按钮”，翻翻“魔方”，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也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伯恩斯，就是这么干的。
他的选择是下调利率，希望引导资金进入生产领域，尽快实现反弹。
但伯恩斯的“大老板”、美国总统尼克松却有不同的意见，他希望首先控制通胀率，为此宁可让反弹来得慢一点。
结果，美国的调控政策变成了总统和央行行长的“抢按钮”游戏。
利率在一年多里来来回回调了十几次，通胀率还是居高不下，制造业订单也没有回升。
“滞胀”就这样出现了。
西欧国家呢，祭出的也是过去的老套路，那就是增加公共开支。
宁可冒赤字的风险，也要满足国民的福利需求。
比如，在瑞典，国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直接把工作岗位扩容了一倍，还和工会签署了慷慨的涨薪协议。
但这样一来，经济运行的负担就更重了。
而瑞典传统的优势行业钢铁、造船和航运，因为石油涨价带来的成本上升，再也没能恢复竞争力。
为什么曾经的经济增长“密码”，在1973年这场危机面前彻底失效了呢？
关键是发达国家的生产率进入了瓶颈期。
影响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是科技创新。
而“二战”前后出现的科研成果，经过二三十年的消化，价值逐渐耗尽。
新的革命性科技，比如集成电路，虽然已经问世，但应用范围还不够广，作用没有那么直接。
这样一来，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就失去了技术优势，出口增长开始放缓了。
偏偏影响生产率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劳动力。
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因为享有广泛的福利政策和优厚的薪资，在人力成本上是比其他地区高很多的，技能差异却未必显著。
投资者为了减轻负担，越来越倾向于把工厂移出美国和西欧，寻找工资标准更低的地区。
我们熟知的“亚洲四小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
发达国家损失了工作岗位，福利开支却依然庞大，经济增长自然就被拖累了。
最近几年，在新闻里听到“贸易战”这个词，好像很新鲜。
其实，1973年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就爆发过一场贸易战，主角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出口的主要是纺织品、化工制品和小电器，它们在1973年经济危机中都是重灾区。
为了扭转颓势，日本政府决定实施产业升级，把汽车、机械制造和电子业当作新的发展方向。刚好全球油价出现暴涨，省油实惠的日本车借助这个机会，一下打开了北美和西欧市场。
从1973年到1980年，日本汽车的年出口量增加了3倍。
美国市场上出售的汽车里，每4辆里就有1辆是来自日本。
美国自己的汽车产业，却被竞争者挤垮了。
光是在1980年，汽车年产量就下滑了25%，30万人因此被裁员。
为了保住本土工人的工作岗位，美国政府决定主动发起贸易战，“阻击”来自日本的商品。
1979年，卡特政府宣布对来自日本的螺栓和螺母加征15%的关税。
1981年，里根政府又迫使日本接受汽车出口配额，在三年里向美国销售的整车不能超过168万辆。
按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估算，这项决定可以为美国制造业保住4.4万个工作机会。
问题在于，日本车少了，不等于消费者就会改买美国车。
普通人宁可接受价格上涨，也要选择省油的日本车。
结果，为了保住4.4万名工人的生计，美国买车人居然多付了85亿美元的溢价。
这样算起来，保住一个本土工作机会，就要多花19.3万美元，相当于汽车业平均薪酬的6倍。
代价如此高昂的贸易战，当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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