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忆

      姥姥走那年我八岁，四年后，姥爷也追随她的脚步撒手辞世。多年过去了，记忆就像镜子蒙了一层水雾逐渐模糊，不知为何，随着年龄增长又日益消散，清晰起来。

        姥姥姥爷早年在大连工作，到了退休的年纪回到了村里耕种劳作。那个年代老人退休后是可以让子女接班的。当年母亲和大舅年岁偏大，已然成家，小舅年幼也不适宜，只有二舅年龄相当，瘦瘦弱弱的细高个儿，很快他被安排去了大连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回家省亲。     

        姥姥的手极巧，极其擅长刺绣。家里的枕头、门帘上的花鸟鱼虫、仕女人物，都是她的绣品。时隔多年，姥姥去世十几年后，我在邻村偶遇几位老太太，她们说年轻时常去姥姥家学习刺绣针法图样，提及姥姥俱称其巧手无人能及。可惜我没能传承她老人家的优良基因，别说绣花针，即便是毛衣针拿起来如同扛大梁一般。

        姥姥有句“名言”：你拙的跟个七蓟菜一样。长大后我在玉米地里见到七蓟菜，叶子有锯齿，能开出紫色花朵的一种野菜。常常被玉米秸秆划伤后还可以用来止血的土药材。瞅着它，我也没明白为啥拙的像它，总之七蓟菜很无辜，莫名的躺枪。

     

      记忆中的姥姥干练，严谨，不苟言笑。屋里的家具摆设虽陈旧但绝对井井有条，不染灰尘。炕头有张“被搁子”，是个老物件，当年家家户户都有。雕花的抽屉，窄窄长长的四脚支撑。被子叠的方方正正摞起来放在上面。搭在外面红色的台布虽已洗的微微发白，但罩的棱角分明，让我总感觉里面盖的是一口箱子。

      她一直都很能干，精致，所以总觉得我母亲在照顾孩子方面差强人意。偏巧有一段时间我的脑袋上生了虱子。我是先发现别的小朋友头发里总有一些芝麻大小的生物忙忙碌碌的进出，然后与邻居的小孩儿，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相互扒拉各自的头发，就看到发丝上孕育了白白的蛋(虮子)，它们子孙兴旺，早已安居乐业。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如今已濒临灭绝的小物种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我的头发里安营扎寨，繁衍生息的。是虱子从别人脑袋上迁移于此？还是因为环境温度适宜而滋生的虮子呢？如同鸡生蛋蛋生鸡，总之没跟我打个招呼，不请自来。实在是头疼又头痒。

        晚上脱下棉袄，母亲在橘黄色的灯泡下缕着棉袄的领子抓虱子，白天拿着篦子给我梳头发。细密的篦子齿儿从发根划到发稍，最多一下能抓住两三只，捏住了用两只大拇指的指甲对着挤，然后虱子就扁了，肚破腿折的爆浆了。除蚊子外，虱子也应属于那种弄死它们能流出自己血的虫子吧。

      姥姥知道后，每每母亲带我去她家，姥姥总要把我逮住拽过来洗头发。那个年月，没有洗发乳，润发露，只用洗衣粉。白白的粉末里掺杂着红红绿绿的颗粒。架上柴火在大锅里烧水，姥姥坐在西屋的门槛边，我脸朝下匍匐在她的膝盖上。尽管每次她都嘱咐着紧闭双目，我使劲儿使劲儿龇着牙，挤的眼皮儿生疼，泡沫流到嘴里很苦，依然抵挡不住渗进眼睛里。嚎叫着吐出泡沫和唾沫，声嘶力竭想努力起身，不肯就范。她有些恼怒，边将我的脑袋摁进水里边呵斥道，忍一会儿就好了！再不洗就臭了，干毡了，要不就全剪光吧。为了不被剃成秃瓢儿，我也只能忍了。自此我有些怵她，一听洗头就抱着脑袋跑出老远。后来，她托人从大连买回一种不杀眼睛的洗衣粉，哄着我才逐渐妥协，不再抵触。

      我母亲生在一个严母慈父的家庭，姥爷与姥姥的脾气正好相反。他的耳朵很大，长长厚厚的耳垂，，四方胖脸，像极了《西游记》里的如来佛祖。姥爷年轻时在铁路部门工作，吸入过多的粉尘落下病根，每每呼吸时胸口都很吃力的起起伏伏，气管随着喘息发出“滋儿滋儿”的声音。多年后，电视里播出一批矽肺病病人的画面，父亲说，你姥爷得的就是这个病，我的心猛的一阵悸动，疼痛，才明白当年他呼吸时为啥那么费力。

        姥爷脾气极好，见到我总笑眯眯的，拍拍手张开双臂，我便立刻从母亲的怀里挣脱扑过去。母亲连说你抱不动的，他不听，偏要把我接过去，我把脸贴着他的脸，拘在他胸前，听他累的气喘，气管像吹着哨子，“滋儿……滋儿……”响，坚持走到东屋将我扔到炕上。

        上了炕，我第一时间把搭在被子外面的红色台布扯下来，一头掖在被子下，另一头垂下来。钻进“被搁子”下，形成一个独立狭小的空间。他先是装作遍寻不到，然后突然撩起台布，惊喜的喊道，呀，抓住了，原来你在这儿呀。乐的我躺在那里用脚狂踹“被搁子”的抽屉底儿，哐当作响。他高高举起扫炕的小笤帚，“声势浩大”的喊着，别踹别踹，再踹打屁股喽。我咯咯笑着跑出来满炕爬，边打滚儿躲闪。常常故意扳倒了那一摞方方正正的被子，像一只鸵鸟把头埋在里面。姥爷的笤帚也追到了，轻轻的落下来，随后一脸“惋惜”的喊着，哎呦哎呦，你看看杠断我的笤帚喽。我抬起头对视，祖孙二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游戏一天不知上演多少回，脑袋频频撞到“被搁子”边缘，被子屡次叠起又再次倒塌，枕头与枕巾分崩离析，露出姥姥的绣品，这让爱整洁的姥姥皱着眉头总要埋怨几句，怎么又扒倒被褥了？姥爷笑着说，没事儿，倒就倒了，一会儿我再叠起来。有姥爷为我撑腰做后盾，没有原则的溺爱，我便更加肆无忌惮。

      西屋窗外有个猪圈，不记得有没有养过猪，只记得猪窝上盖的水泥板儿铺满了核桃。姥爷跳上猪圈墙，抓一些过来，我安静的蹲在那里，等着他用锤子砸开给我吃。那时候没有别的坚果零食，总觉得核桃是世上最香最好吃的吃食了。

      后来姥姥生病了，她常坐着马扎在院子里晒太阳，不说话。母亲倚着堂屋的门框，也不怎么言语。我一条腿抬起弯曲，另一只扶着她的肩膀蹦蹦跳跳，围着她打转。姥姥做了手术，又维持了三年，终究离开了我们。

        我已上了幼儿园，每逢周末会去看看姥爷。他抱不动我了，我也不再扳倒那方方正正的被子，不再踹“被搁子”的抽屉，安静了许多。四年后最小的舅舅交了女朋友，姥爷却随姥姥去了。

        两位老人走后，二舅也没有了探亲假，直至十年前曾回来过一回，带着我素未谋面的舅妈，还有他们的十多岁的女儿。人到中年，二舅胖了许多，架着眼镜，看样子像做领导的模样。他看着我的孩子唏嘘感慨，当年，他走的时候我也就才那么大吧。二舅请客，大舅，小舅全家，我们齐聚一堂。身材娇小的大连二舅妈坐在餐桌前，从她黑亮亮的包包里拿出白白的纸巾，把她的，二舅的，还有他们女儿的餐具擦拭一遍，一遍又一遍。再倒上滚开的水烫，兰花指捏着杯子晃啊晃，让水均匀的挂满杯壁，一遍又一遍，“哗啦”废水泼到墙角处。

        有一年春节时我去小舅舅家拜年，被引领到了他在村后新盖的一栋红瓦白墙的大房子里。大房子明亮宽敞，结结实实。因村里规划，姥姥和东面几位邻居的房子被推到，建成了文化广场。

      从舅舅的新家出来，我跑去寻老屋的旧址。猪圈，核桃，被搁子，姥爷的扫帚，姥姥的洗衣粉……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都不见了，找不到了。

      空旷的大院儿，两个生锈的篮球架遥遥相望，吱呀作响的健身器材，还有很多干枯的玉米秸秆儿倚墙而立，哗哗摇动。风吹来，遍地白杨树的叶子像一只只怪虫子，拖着细细的尾巴，被风推一把，往前蹦哒一下，推一把，往前蹦哒一下。

        又一阵旋风刮起来，沙尘飞舞，迷的眼睛很疼很疼。所有的记忆，也终将随着我某天消失而全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