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家中突然传来噩耗：父亲患了胃癌晚期，可能撑不了多久了。他唯一的心愿是想见见我新交的女友阿明。这个一辈子倔强的老农民，最终向死亡低头的，竟是这样一个温柔的请求。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说话也没了往日的精气神。看到我们回来，他硬撑着坐起身子。望着阿明，他眼里透着欣慰——最小的儿子终于有了对象，要成家了。这大概就是他们那代人最大的心愿吧。
看着父亲枯瘦的手，我想起两个月前那根被挣断的牛绳。那年三月的一个晌午，父亲像往常一样去放牛。可能是憋了一个冬天，牛突然撒欢狂奔，硬生生挣断了绳子。父亲在后面紧追不舍，跑着跑着突然捂着肚子跪倒在地。送到医院一查，已经是胃癌晚期，医生说如果不治疗，最多只剩两三个月。
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治。一来镇上没有化疗设备，来回折腾太麻烦；二来他早就听说癌症治不好，不想浪费这个钱。最后医生只好嘱咐：“回去吃点好的吧。”
父亲从小就容易肚子疼，但那时候的家长都不太当回事。疼起来的时候，他就像只煮熟的虾米蜷在床上，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村里人都叫他"嘎嘎的"——我们新余水西那儿的土话，意思是"鸡蛋"，既笑他蜷缩的样子，也暗指他像蛋壳一样脆硬的身体。小时候我们兄弟跟人吵架，人家就拿这个外号骂我们，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比较狠的一种方法。
现在想想，父亲的胃癌跟他平时的习惯有很大关系。记得农忙时，大家都喝水吃西瓜解乏，就他一个人抽着旱烟，连口水都不肯多喝。问他为什么，他会自豪地说，他每天吃完饭，只要喝上几口水，就基本上不用再喝水了。这种近乎苛刻的节俭，也可能是那时的农民都是集体经济，如果常因要喝水或如厕会被归纳为偷懒或不勤快吧。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爷爷走得早，他早早地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特别孝顺。
大约是我二哥二十出头的时候，有次不知为何和叔婆争执起来，父亲刚好路过看到。二话不说，“啪！”麻绳抽在二哥背上的声音，脆得像年节时炸开的炮仗。父亲的脸涨得通红，额角青筋暴起，手里的绳子像条活蛇，追着二哥从晒谷场一路抽到家门口。二哥躲进房里，父亲仍站在门外喘着粗气，绳子头垂在地上，沾了灰。这件事我后来常拿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求他们要尊重长辈。
奇怪的是，父亲对孩子们闯祸向来宽容。记得有次侄子调皮，把村里的大樟树给点着了。他爸要打他，跑到爷爷那儿躲着。父亲就说：“事情都发生了，打孩子有什么用？小时候调皮不要紧，长大了别作奸犯科就行。”这话让侄子记了一辈子。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太奶奶最后的日子里，反而天天被老人家数落照顾不周。村里人都看不过去，私下说老太太老糊涂了。要知道太奶奶有两儿一女；下面共有七个孙子，六个孙女，可父亲从来不多说什么，照样尽心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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