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零露
在介于大汉和大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叫骈体文，也称作骈俪文，常用句型是四字和六字，也称为四六文。
这段时间的文章非常讲究工整、对仗和修辞的华美。明明可以很简单朴素的话就可以讲清楚的事情，偏偏要用一些很难懂话和词句让一般人听不懂。
文学变成一种很技巧和形式表现方式，写文章的人为了表示自己的学问，常常会用典很深，一篇文章，如果你不看注解，根本看不懂在讲什么。在这样状况下，由于对文学形式、技巧的过于讲究，形成了一种艰深难懂的文体，我们称为骈俪文。
后世觉得太过讲究形式，反而忽视了内容含义的重要性，所以在文学史上被看轻。
蒋勋先生认为需要为这个时代做些辩护，是什么原因呢？
在东汉明帝时期，汉文化中发生过一件事情，一匹白色马驮着佛经到了洛阳，汉明帝为此盖白马寺，就是流传后世“白马驮金”的故事。
当时传过来的佛经，用的还是梵文，并不是汉字。没有人可以看得懂，汉明帝希望可以找人来翻译佛经。在西域一些国家的人懂得汉语也懂得梵文，明帝可能找这些人来翻译佛经，也可能安排汉官学习梵文。
在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汉语不再纯粹了，尤其到了南北时期，建立北方的北齐、北魏、北周、东魏等都不是汉人，是鲜卑族、匈奴族、契丹族，都是来自于北方西北边的游牧民族。在这样的状况里，汉语受到了外来不同民族语言的冲突，语言变成混杂的现像，这种混杂现像影响了汉语诗的发展，产生了这段时间好像有一种语言必段要整理的过程，将这段时间称之为语言的过渡期。
因为受到外来语言的冲击，汉语纯粹的诗的语言受到干扰。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语言可能是来丰富汉语的。
在这个时期，因为佛教的传入，梵文发生了很大影响。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一个国家的王子，他通梵文和汉文，翻译了很多佛经，现在阅读到的《金刚经》、《大品般若金》、《心经》等。他在翻译这些佛经时候，一定是煞费苦心，因为怎么找到一个对等的字翻译出来，是非常困难。
比如说我们现在将英文，翻译成汉语的时候，要找到准确的字，有时候觉得好像很难传达，有时你明知道意思，却在汉语找到不到一个很准确的字来形容，就要用比较多的字来形容一个单词。
佛教经典中很多哲学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读《心经》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很多人读，是否知道“般若”是什么意思呢？“般若”其实是一种智慧，当时译经者为什么没有将般若直接翻译成“智慧”。可能译经人发现汉语中的智慧所指是一种聪明，而这种聪明是用来在仕途中升官发财的智慧。而佛经中“般若”刚好相反，这个智慧指的是对生命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在这个大彻大悟之后，忽然发现平时所拥有和抓到的东西是空幻的有一天必须要放掉的，这是一种领悟，和仕途中聪明或精明会打算盘的意思相反，反而是一种舍得，舍弃你得到的东西。这个“般若”这个声音在经过解释之后意思，反而比直接翻译的更能表达意思。
般若波罗蜜多中的波罗蜜多，是指的是到彼岸去。如果直接翻译汉语成为：到彼岸去，就很容易被误会。在佛经中讲：波罗蜜多是说人生的此岸到彼岸。
这样能够理解为什么佛经中很多片断，为什么没有直接翻译成汉语，而是保留梵文的读音。
大家能了解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是杂了很多外来语言。我们今天的时代，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反而没有办法将一种语言学到非常的精炼地步，如果要写诗，语言要非常精准。
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汉诗和唐诗都非常美，读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的文体有种正在实验和转变，所以的诗还没有完全成熟。
如果我们穿越回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那样一个时期中，会不会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时代。传说当时的皇帝因为信奉佛经，有一个很大的译经场，用来专门翻译佛经。
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语言真的非常丰富。这段时期产生的骈体文，以四六的形式，结合了《诗经》中的二二结构和《楚辞》中三三的结构。在读佛经时候，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句型构成，也是二二、三三。比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好多的句型，基本都是用二二的四、三三的六，看到的五和七，基本都是在二和三的奇数上在做变化，有点像数学一种基本模式的互动关系。
在魏晋时期，因为外来民族的进入，使得这个时期文学变得非常的丰富，文人也在文学上开始做不同的尝试。
在漫长的文化交溶的过程，文化溶合的过程，其实中很多的外来者参于进来，用他们语言帮助汉语诗产生很多丰富的音节，产生更丰富的内容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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