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的,我曾经种过一片林子。
那片林子卖了之后,我家有了历史上第一笔存款。
种林子的时候我十一岁,卖林子的时候我三十七岁,女儿已经差不多是我种林子的年龄。林子卖了,空下来的土地还种着,不是父母在种,父亲在耕耘这片疆土几十年后不得不丢下它,去了另一个世界,妹妹一家接管这块地,它还是我家的。心理上的那个家,并没有因为父母迁居、父亲去世而离散。
种林子的时候,我家很穷,因为小妹妹超生,家里被剥夺承包土地的权利,只有几亩口粮田,一家人徘徊在饿不死的边缘,那时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村上要种一片林子,仁厚的乡亲们把这个好机会给了我家。刚刚种上的树苗不过大葱高,一排排树苗之间有大片的空地,树苗长起来需要几年的时间,这期间的大片空地便是良田。
妹妹们还小,我与父母一起种树。
辽西的春风大啊,再加上遍地的黄沙土助势,刮起来真的是遮天蔽日。毛驴车上拉一只大铁皮油桶改制的水箱,一路听水在里面哐当哐当地响,水箱口断断续续地向外渗着水,木头车厢板都洇湿了。父亲手里握一把铁锹,按两步一棵树苗的距离挖一锹深的坑。我腋下夹着一小捆光溜溜的树苗,有二十棵吧,父亲挖一个坑,我就从腋下抽一棵树苗扔进坑里,顺手把它扶正,父亲把挖出的土填进去,踩上两脚。母亲拎着一只小水桶从水箱里接水,跟在我们后面给埋下的树苗浇水,一桶能浇两棵。
那树苗多大呢?许多年后看郭达和蔡明演的一个小品,推销楼盘时说小区内有参天大树,结果交房时树刚刚栽下,说参天大葱正合适。我想起自己种树的历史,我的树苗当时就是参天大葱,只不过最后长成了参天大树,在二三十年之后。
记不得我们种树种了多少天。尽管头上蒙着围巾,可每天晚上回到家,鼻子、耳朵、嘴,里面都有土,鞋里的土收在破瓷盆里够栽蒜苗了。
树地在村头,挨着大道,形状不规则。中间垄头齐整的地块儿种玉米、高粱,利于耕作。边角的地方种谷子、糜子等杂粮,还可以种早熟的黄豆,我们叫快豆,快豆下茬种胡萝卜、白菜、芥菜……那时候我家一年四季除了年节买点儿鱼、肉,其它主食、副食都是自家地里产出。
树地离家近,种的品种又多,一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转悠。种树的第二年,种了两个树趟的香瓜,香瓜种类有几种,从外皮上分,有绿皮的、白皮的,还有白皮带绿花纹的。香瓜快熟时正赶上放暑假,大田里的庄稼自顾自地生长,基本不用人服侍,姐妹几个就担负起看瓜的任务。其实所谓的看瓜,就是早起吃完饭,带把镰刀,背个背筐,赶上小鸭、小鹅的,到树地旁边的大林子里呆上半天,中午回家前到地里给毛驴割一筐青草,午睡后再回来呆一会儿。大林子是大叶杨树,也不知道有多少岁了,暗黑的树干粗糙、虬劲,枝叶繁茂,如一把把巨型的大伞。雨天过后,大林子里会不断涌出蘑菇,采了蘑菇,直接炸蘑菇酱,或者晒干后炖鸡吃,绝对美味。
地里的瓜香味儿一天比一天浓,但没有父亲的允许,我们绝不会去摘第一个瓜。终于有一天早晨,我们还没去瓜地,父亲从地里回来,带回六个香瓜,说∶“瓜地今天开园,咱自家吃第一口。”每个人一个瓜,咬一口凉丝丝,松脆、沁甜,甜里还有幽幽的香,饱含草木与阳光的味道。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香瓜。
香瓜自然是卖掉换钱,但也少不了自家吃,左邻右舍也要送一些,那个暑假我们过得很快乐。
到了第三年,参天大葱们已经完全是树的模样了。为了不耽误树苗的生长,树趟里不能再种高粱、玉米等高大的庄稼,谷子、黄豆什么的还行。又过一年,只能在树趟中间种两条垄,两边的,上有树荫笼罩,阳光见得少,下有树根扩展争夺土里的养分,庄稼很难长了。林子越来越有模有样,周围尚有边边角角的地块儿,可以种地瓜、土豆和花生。
小树从一人高长到两人高,最后也说不上有多高了。在它们七八岁的时候间过一回,密集的三棵之间砍掉一棵,保证其它两棵能够长得粗壮。砍掉的小树已有大碗口粗,可以做椽子用。之后每两三年所有的树修剪一遍,砍掉旁逸斜出的树枝,保证它们笔直地向上长。
这片林子一直是我家的经济增长点。前几年种庄稼自不必说,后来间树苗卖椽子,剪下的树枝卖烧柴。但也不能只取不付出,要管理,保证这片林子不遭虫害和砍伐。
后来我就离开了家。
再后来林子卖了。卖林子的整个过程我是从电话里听说的,村里统一规划,退林还地。卖了林子,我家有了一笔大收入。
现在回老家,林子旁边的路还在,除了我家的林子,它旁边的大白杨树林不见了,它对面的林子也不见了,全部变成了农田,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土的农田。我始终记着姐妹几个暑假里过来看香瓜的情景,目光穿不透的绿色,绿树,绿草,绿庄稼。
亲手种下一片林子,看着它长大,看着它消失,它就像我生命中存在过的一位亲人,彼此见证和成全。它比一位亲人更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它是绿色,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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