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六一：去私以就“廓然大公”

《传习录》一六一：去私以就“廓然大公”

来书云：“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夫清心寡欲，作圣之功毕矣。然欲寡则心自清，清心非舍弃人事而独居求静之谓也，盖欲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为此之功，而随人欲生而克之，则病根常在，未免灭于东而生于西。若欲刊剥洗荡于众欲未萌之先，则又无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犹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夫谓“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累，而非克治洗荡之为患也。今曰“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只“养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潜伏于中，宜其有“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你来信说：“养生最关键的是清心寡欲。清心寡欲，做圣人的功夫便得以完成了。然而寡欲了心自然能够清明。求心的清明并不是要隐居独处舍弃人事来刻意追求清静。而是要让此心纯然合乎天理，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现在要做这样的功夫，就是在私欲产生时把它克制住，但如果它的病根没有被摒除，不免会‘灭于东而生于西’——东边克除了西边又萌生出来。想在各种私欲萌生之前便把它们克除掉，却又不知从何处下手，反而使自己的心变得不再清明了。况且在私欲未萌生之前就去四处搜寻扫除它，就好像是‘引犬上堂而逐之’——把狗逗引到正屋再把它驱逐出去，这样就更加行不通了。”

一定要使此心纯然合乎天理，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私欲，这才是做圣人的功夫。一定要使此心纯然合乎天理，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私欲，不防范私欲于萌生之前且在萌生之时及时克除它是不行的。这样防范和克除正是《中庸》中“戒慎恐惧”和《大学》中“格物致知”的功夫，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功夫。你说的“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等情况，是为自私自利、碌碌徒劳、刻意图求所误，而不是克制荡除本身的问题。如今所说的“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单单“养生”两个字就是自私自利、刻意图求的根源。有这些私欲根源潜伏在此心之中，当然易于产生“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等问题了。

列子有句话叫“身非贵之而能存，身非爱之而能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养生”是个伪命题，至少过分地追求“养生”是徒劳无益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之为人的意义在于“修身以合天德”，所谓的“合天德”，其实就是以“天德之良知”充盈此心。王阳明给出的方案很简单，就是“去人欲，存天理”，也就是说，“去人欲”就是“存天理”。过分的追求“养生”本身就是人的虚妄人欲，非但身不能因这一虚妄人欲而在存、厚上有所加，反而因为对这份人欲的存、厚导致无法实现“合天德”。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正像“去人欲”就意味着“存天理”一样，去私心才能达成“廓然大公”。

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其实就是“天下一理”，孔子讲的这个“天下一理”，源自于尧传于舜，后来舜又传给禹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个基本思想就是“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后来，《尚书》将这句话背后的精神表述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商汤对这一心法有所践悟，发挥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武王承袭这一心法，发明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其中的“一”正源于此。曾子闻听孔子此言，讲“忠恕而已”时，其实就是在说，孔子所传无非是忠于“惟微”之道心，恕于“惟危”之人心，小心翼翼成就人之为人的价值。后来，曾子临终时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说到底就是对“惟微”之道心，“惟危”之人心的感慨。

《中庸》讲“戒慎恐惧”，《大学》讲“致知格物”，何尝不是对曾子心法的延续和落实。

要求“吾道一以贯之”之“一”——天下一理，必要有个“廓然大公”的境界，而要修这个“廓然大公”，无非是去私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