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建立后晋的石敬瑭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汉奸，绝对是个冤案。
石敬瑭是不是汉人本身就存疑。尽管《旧五代史晋高祖纪》中记载他的家谱：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石敬瑭是春秋战国时期卫国大夫石碏、汉朝时丞相石奋的后裔。
但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就知道，这种记载是靠不住的。帝王不管出身多么寒微，一旦成就大业，为了显示正统，在叙家谱的时候都会把祖先往中华古代知名人士上靠。比如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就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人，然而据历史学家考证，鼎鼎大名的唐太宗跟老子没有半毛钱关系，倒是有点胡人血统。
从石敬瑭本人的履历来看，石家祖居甘州，很早就归附了沙陀，石敬瑭本人也一直是沙陀军事集团的干将，还取了胡名，有胡人血统很正常。
既然是不是汉人都有疑问，也就不存在汉奸的问题，顶多只能算是个异族入侵者。
石敬瑭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原因是向契丹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使得北方蛮族取得了对中国南方的地理优势，导致此后的几百年里，汉族不断遭到北方蛮族的军事骚扰。
如果换个角度看待这次割让，就会发现这其实也算不上罪状。因为在石敬瑭的后晋之前，统治中原的是沙陀族建立的后唐，这个王朝虽然号称承继了李渊李世民的事业，实际上倒是个名副其实的异族政权，也就是说，北方的汉族国家早就灭亡了，而石敬瑭这个“汉奸”通过向契丹割让部分土地，从而驱逐沙陀势力，恢复大部分中华故土，在某些人眼里，说不定还得成为汉族的英雄。所谓国家领土寸土不让，这种口号只存在于宣传中，在政治家眼里，为了大局舍弃局部利益，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然，石敬瑭有没有必要为了请求契丹出兵救援而割让这么大、地理位置这么重要的一块土地，在当时就有争议。他手下就有人认为，只要多给契丹人金银财宝，契丹人也会出兵。这种说法的确也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看到，石敬瑭在后唐末期饱受猜疑被逼造反，以一城敌一国，造反的准备似乎也很仓促，后唐末帝派来的平叛大军很快就兵临石敬瑭的最后堡垒——晋阳城下。面对生死存亡，石敬瑭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讨价还价，何况，支持石敬瑭也并不是契丹唯一的选择，当时，早已归附契丹的汉人、被封为契丹高官的赵延寿就向契丹首领耶律德光提出，希望契丹立自己为中原之主。在这种情况下，石敬瑭手中的牌确实不多。
战国时期，魏武侯和吴起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讨论，武侯对吴起说：“我魏国山川秀丽险要，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但是，一旦真的想以土地换和平，却必然在历史上留下骂名。所以，有些时候有些话不必太当真。
石敬瑭是否汉奸虽然存疑，但其人品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称之为当时的动乱制造者也不为过。先后有三个皇帝在他手里倒了霉。
第一个是后唐开国皇帝庄宗李存勖，庄宗派大将李嗣源率军平定士兵叛乱，结果李嗣源反被士兵挟持造反。庄宗不得不亲自出马平叛。造反本来不是李嗣源本人的意愿，因此在面对庄宗亲征的消息时犹豫不决。在他手下当差的石敬瑭劝他当机立断，并受命亲自率三百骑兵先庄宗占领汴城，史书记载：及明宗入汴，庄宗亲统师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庄宗后来被乱兵所杀。如果不是石敬瑭撺掇，说不定后唐的这次兵变能顺利平息。
第二个倒霉的皇帝是后唐闵帝，也是遭遇兵变，仓皇出奔，路上下诏要石敬瑭前来救驾。两人路上相遇，高祖纪记载：时闵帝左右将不利于帝，帝觉之，因擒其从骑百余人。闵帝知事不济，与帝长恸而别，帝遣刺史王宏贽安置闵帝于公舍而去，寻为潞王所害，帝后长以此愧心焉。这个故事非常可疑，闵帝身处石敬瑭大军中，他的手下怎么会“不利于帝”？总之，最后结果就是石敬瑭把皇帝身边的护卫都干掉了，然后把皇帝孤身一人留给叛军，闵帝的“崩殂”也就势所必然了。
第三个倒霉的皇帝是后唐末帝李从珂，说起来这个皇帝是没什么政治水平，对石敬瑭疑心重又偏偏把他放到偏远之地统军，喝醉了酒就直截了当问石敬瑭的太太：你老公是不是准备造反啊？这样三番五次，石敬瑭神经高度紧张，不造反也不成了。于是引入契丹军大举反攻。李从珂骨气倒是挺硬，石敬瑭入京师时，他自焚而死。
在五代那种乱世，忠诚确实是种稀缺品，倒也不必为此过于苛责石敬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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