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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3章
君臣问题是进行政治统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当时国家问题的核心。君、臣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条件，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关系，这会影响政权能否稳固，又涉及国家的兴亡。
其一，各说都从社会内部矛盾分析君主的产生，把神抛到了一边。在这些作者的笔下，君主没有神秘的性质，君主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对象；其二，君主是维系社会秩序、统一、安定的中心和标志。情欲的满足并不是靠个人奋斗实现的，人们的欲望实现不能离开社会条件。
先秦诸子和政治家广泛讨论过如何对待民的问题，法家的主流派主张弱民、胜民；儒家主张爱民、利民。《吕氏春秋》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倾向于儒家。秦国自商鞅之后奉行法家的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弱民、胜民政策。《吕氏春秋》上述理论是对秦传统思想的挑战。作者指出，君主事事为先，在事情的发展变化中便失去了主动权和回旋余地，会陷入事务主义，劳而无功。在《吕氏春秋》中，无为思想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政策，是积极的，力求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求得调和平衡，力戒权力无限的君主把事情推到极端化。
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倡导先人而后神。第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倡导人与自然相谐和，并利用自然，为人造福。第三，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强调人性，并以人性基础推演社会的人际原则。第四，人们在自我追求中主要是求圣化而不是神化。神化追求超越自我，最后变成一个彼岸世界中的一员；圣化则力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在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执著的追求中，把社会的一切美集中于一身，从而上升为一个超人。第五，把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作为认识的对象和实践的对象。由于把现实生活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从而为人文思想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天、地、人大一统中，君主具有承上启下、圆通万物的作用。上述人文思想与近代人文思想有原则的区分，它导向的是君主专制而不是民主。殷人尊神，周人信命，故殷文化的特征在于“率民以事。神”，而周文化的特征则为“祈天永命”。虽然周文化比殷文化含有更多的人的因素，但人性在周文化中仍然是沉默的。
儒家对圣人的品分具有一种形上化和世俗化的双重倾向，一方面不断将圣人提升，使之与天道同体，一方面又说通过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表现出唯一性和多元性统一的特征。与天道同体，表现出一种向上的扩张之势；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表现了一种向下的泛化趋势。两股冲动造成的合力，使圣人既拥有绝对性，又具有普遍性，因此，人们在追求成圣的同时，又必然要向居于顶点上的圣人顶礼膜拜。思想家的任务是为社会和本阶级编造幻想。编造的幻想有各式各样，其中最高形式大约要属于理想国的理论了。思想家或理论家编造理想国的幻想并不是为了好奇或别出心裁，而是现实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些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的矛盾运动，他们编造的理想国不仅企图给这种矛盾运动寻找一个归宿，而且是为了给他所面对的社会寻求一个可能达到的至高点，从而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以精神寄托。
当年商鞅见秦孝公，一开始说以王道、帝道，孝公不理睬，后说以霸道，才中意，其中就有一个对各种政治主张鉴别比较的过程。孝公变法前，就“更法”一事召集大臣讨论，甘龙、杜挚与商鞅各持一说，经过激烈的争辩，变法之议才占了上风，孝公的决心正是在将甘、杜之说与商鞅之见作了比较，感到后者更合理之后，才下定的。各家各派，除少数的人，如农家、庄子曾向君主制提出疑问和挑战外，几乎都把君主制度作为当然的理论前提来对待。几个主要派别热烈的争论不涉及要不要君主制以及用什么制度取代君主制，相反，他们争论的是如何巩固、强化、完善君主制。结果，越争就越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
思想家从不同立场出发论证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君主、圣人是社会秩序的创造者和体现。墨子认为人类最初没有政长，天下处于混乱之中，互相交争是人类历史的第一章。人类不能在交争中自我毁灭，于是由上天“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先秦诸子在众多问题上常呈现多方向、多线条的思维，一个问题常有数种不同见解。唯独在君主专制这个问题上，有百流归海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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