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2453小时，第2384日
阅读《他乡之税》
水与作物戚戚相关。 70 年代多种糜子，不能多浇，否则会倒伏。但渐渐地，人们更想吃白面了，粮食收购改成了小麦为主，大家发现种小麦不但不用像糜子那样防备“麻雀的收割”，还能套种葵花，收益高，对水的需求自然越来越大。
包产到户之初农民眼睛还都盯在土地上，“水还算个什么事了”。大家借着分地政策喊出“要想翻身，渠道摊平”的“分渠”口号，平城大队老队长领上大伙儿把不少好渠道摊成土地分了，后来人们则后悔不已摊渠容易恢复难。到了现在急需渠道时，则纠纷不断。有次大阳庄村干部为浇地要挖开旧渠，但旧渠上已经种满了庄稼，种地者这几年又投入资金不少，哪同意挖开呢。
“10月要突出一个水字” 9 月 28 日召开的县秋灌会议上，县委书记这样说，“今年降雨量仅为常年的 1/4 。冬灌抓不好，明春就无法播种！”他表示要“执行先交费后供水的原则，不能拖欠”，并力保电力供应。“有些水利工程不要怕花钱，要用以水养水的办法解决。
乡村和农民的自筹还是逐渐成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政府也大加鼓励。到 1989 年，全市农民自筹水利资金 800 多万元，比 1988 年增加八成，相当于国家投入的两倍多。
1987 年 9 月，县里传达了中央农村水利工作会议的情况，当时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认为全国水利工作面临的两大问题是：工程老化失修，利用能力差；水利资源缺乏已失控。她提出：一是拿出投资兴办水利事业，二是成立管水队伍。
传统体制下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不断被承包或卖掉，个人实力多不足，在体制下放而财力未变的情况下，农民和乡村上述这些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政府也只好更多地依靠自筹资金。
短暂的“蜜月”期之后，突来的旱情和教育责任下放多少有点让平城干部措手不及，集资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壮志满怀的平城干部现在似乎有些迷茫了。
1982 年，兴远县糖业烟酒公司撤销了下属的蔬菜门市部，允许农村私人经营，但需参考国营价并持有公社“准卖证”。1985 年本市和全国众多城市一样，取消统购统销，彻底放开蔬菜价格，产销自主。随后价格高涨，在 1987 年物价上涨因素中，蔬菜占了 2/3 。
你的东西周期长，轻工业周期短啊。就像这烟灰缸，人家一天生产 6 000 个，这个价值你种地能比得上？！年初种糜子到秋天价格不成了，你来年才换谷子种，等谷子熟了玉米卖成高价了，农民就是和城市不一样，你就适应不了这个需求！ 1983~1984 年那阵农民最富，现在负担大。其实从历史上看，农产品越贱农民越富，因为人家轻工品涨得更快啊！
70 年代末曾把用化肥戏说成给土地“下毒”的农民越来越喜欢化肥，开始是尿素和碳铵， 1985 年后二铵多了起来，不过都很紧缺。 1985 年比 1983 年的化肥上涨了四成多。
1985 年起，本镇企业实行全面承包。全面承包的具体办法为“一包三改”：改企业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固定工为合同工，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机械厂及更早的缝纫社、良种厂等社队企业都消逝而去了。不过出人意料地，一股新力量成为下一轮乡企变迁的动力，那就是扶贫资金。
1987 年春天，平城镇两次力邀退休教师杜铭“当差”。 3 月份，副镇长硬把 53 岁的杜铭拉进镇司法所任司法调解员这个岗位是专为化解这两年修油路时两边宅基地纠纷而给杜铭设置的。
1988 年平城主街道路完工时，南村傅三偶然听说县城大纹哔叽布卖得很火，传说歌唱家蒋大为就穿这料子，县城人蜂拥去北京进货，几卷几卷地买回来，没几天就卖光了。傅三心动了，他揣上 5 000 元钱也出门了。
如果说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各种力量在平城“推手”不断，那么这大多源于 1987 年平城历史深层板块力量出现的转折。这年，镇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农业生产总值。本市同样的转折出现在 1988 年。农民虽然不知晓这些指标，但他们已经在用实际行动调整着目标，试图在上述这些大工业生产中加入自己的成果，而这样的区域分工或分割都和财政体制密切相关。
平城镇南村农民何永平 1993 年开始卖雪糕，他经常去小学院里，那时雪糕卖 1 毛钱，档次低。有个阶段雪糕里加了玉米面，看上去倒是奶油色。孩子们都喜欢，永平一天至少净赚 20 元。
1996 年一天，平城中小学大门外都贴出布告，不允许在学校门口摆摊设点。小学的铁门紧闭着，学生一下课，何永平就从门缝里给学生塞冰棍，不过透过门缝他发现，院里两家老师家属办的小卖铺越来越红火了
一天，朱红民不得已提着两麻袋账本到了平城粮站，请市里会计事务所的人算账。一周后，会计师们说你们的账太乱，没 3 个月弄不清，咱们到县城找地方继续算吧。镇长牛强一听就急了：“这一周就花了四五千元，如果到县城算上几个月，要花多少钱啊！”牛强找到经管站站长程炳泉要他接这个活，程说这个砖窑现在属私人承包，只挂了个集体名，要是真集体经济，我不用请早就去帮助算了。不过最后程还是去帮忙了
镇政府引资的原则首先是速度、比例、规模和范围的“四不限”，其次是先放开后管理、先繁荣后疏导、先发展后规范，还有对个体私营企业者申请登记、私营企业主雇用工人数和注册资金数的“三放开”。
“四千四万”是另外一个全国各乡镇文件里经常出现的词，其含义为：“千山万水、千家万户、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地招商引资。全方位出动，大引大联拉回人才、技术、资金是平城镇的目标，“有关部门要为投资者大打绿灯，一改现在无引无联的被动局面，争取在 5 年内引入 3~5 个横向联合体，总投资为 300 万 ~500 万元。”
现在，乡镇企业指标成了考核乡村干部的重要方面。不过村毕竟和乡镇不同，它可以扛着或草草应付，大不了村干部被频繁换掉，村干部们考虑的是能力和风险。有企业老板曾问南村支书赵水兵：“我出钱用你们村的地，你当企业经理，怎么样？”赵婉言谢绝了，他心里想，咱赢了也没多少好处，但亏了怎么办呢？！
这几年负责镇里统计的是王云清，他见企业产值数字要求得越来越高，只好去找书记包文军，要他亲自签字。包文军笑话他说，你怎么和孩子一样胆小啊！
土地承包费收支上就更没什么规矩了，远远大于当年的农业税，成为村财力的主体。 1992~1994 年他们实际收取 7 万元，账外的达 1 5 万元
有农民认为北村土地承包费太重，告到了省里，经省农民负担监督办公室批转， 1995 年 3 月，县集体经济审计办公室专门前来审计， 7 月份，叶建设被免职，村长降为副职，会计延长预备党员期一年，并要求他们上缴截留款，退还多占的工资。
一些平城人把这次风波看成 2 队有势力的家族告 1 队和 4 队有势力的家族，但更多的农民觉得“南北两村姓氏多，外来人多，很难有家族太大的空间，这些事情根本上还是因为利益和个人成见”。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大家都看见水里有利益，就都想取，甚至互相拆台竞争。但这个不是谁想干就能干成，就像一瓶酒放在那儿，有海量的拿起来整瓶“咕咕”喝进去了，有的喝到一半就醉倒了，更有的滴酒不沾。包水也一样，首先要有威信，能借来钱，也能在浇完地后从农民那收上水费来，其次要会协调。水是大事，有的村子因为包水，村干部换了一届又一届，特别是 90 年代末水费尾欠多起来，有时包水者，特别是村支书或村长不理旧账，导致水闸上不放水耽误了农时。
砖窑和北村一事，很多人仅仅得出乡村干部贪污严重或私人恩怨大的结论，但深入观察事情的每个侧面后，我们发现了众多新图景：砖窑事件中镇政府对“自家灶台”上承包费和招商引资的过分期望、市场价格的变换、财务制度的不完善、企业管理者的缺乏，甚至一些农民的盲从行为都浮出水面；而北村事件中，村庄力量的增强、村与镇在土地承包费分配上的分歧、浇地高利贷使用的增多、公私资金的混用、公共服务的缺失，甚至村干部“比照”城市公务员私自给自己多开工资所反映出的城乡差异问题等都一一展开。
“农业根本问题不在于种什么，而在于流通市场不通畅，农副产品和市场没有有效衔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