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方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难以理解父亲对夏天的情感。父亲的脾气不好，固执又拙于言辞，一到夏天，他的脾气就更大，也更加固执。记得母亲在世的时候，一到夏天，母亲就叮咛我们姐弟在这时候不要惹父亲生气，要顺着他。母亲过世以后，两个姐姐时常叮咛我们的也是同样的言语。
其实，父亲之所以在夏天脾气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看来我们兄弟几个太懒，太不把夏天这个季节当回事；即便在耕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后也是如此。在父亲看来，夏天既然带给人们收获，你就要敬畏它，而敬畏的最好方式就是勤劳。
二〇〇一年夏收后的一天，二姐打来电话。从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语气中，我就感觉到父亲出事了。经再三询问，二姐才说，父亲摔了一跤，牙都摔掉了一颗。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老人最怕摔，所以，我忙乘车回到了杨村。父亲在炕上躺着，见我回来，连说自己没事，公家的事要紧，不要老请假。我就问父亲到底是怎样摔着了，父亲嘴里嗫嚅着说，麦子在门前晒着，他只是想拿筢子去翻搅翻搅，不想天太热却晕倒了。我听完后立刻冲到了小弟面前，不顾弟媳妇在场，质问他为什么还要让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干活。小弟委屈得当场就哭了，说自己出门前千叮咛万叮咛让父亲不要管，可他根本就不听。父亲听见我们在吵闹，就说，不怪小弟两口子，都怪自己老了、不中用了。
当时我又气又急，就把粮食的价格和去医院看一次病的价格、种麦子的种子钱浇水施肥钱收割的钱等等一五一十地算给父亲。其实，对小麦从种到收过程中的许多花费，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农民种一年地，每天把日头从东背到西，交完农业税，几无利润可言，歉收年甚至还会亏本，就这还不包括农民自己的人工费。因为在杨村农民看来，力气长在自己身上，用完了累了歇一阵子吃点喝点就又有了，这自然不能算是成本。在口干舌燥地算完帐之后，我“警告”父亲说：如果他还要干活的话，明年家里一分地也不种！
父亲听了，看了我半天，说：再甭傻了，农民不种地了，你吃啥？公家人吃啥？
我愣住了。就在那一刻，我似乎一下子理解了可怜的老爸，这个种了一辈子地、累得满身是病的老父亲！理解了父亲对夏天的情感，也理解了杨村的父老乡亲对夏天的情感。
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命名为《苦夏》，是因为杨村人的夏天太苦太累太忙了！累到什么程度？累到没气力说累的程度；忙到什么程度？忙到没有功夫说忙的程度。所以，杨村人把夏天就叫“忙天”。小时候在杨村学校上学，夏收时学校是要放假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回家帮忙，那个假期就叫“忙假”。
送走了绿色的春天，经过漫长而焦急的等待，杨村人终于迎来金黄色的夏天。
夏天似乎是一夜之间来到杨村的。前两天看着还只是麦梢泛黄，人们每天都要到地里瞅瞅、看看，拔下一颗麦穗在手里揉揉，吹开麦糠，填进嘴里嚼嚼，摇摇头，说：不行，还不行！这就急坏了杨村那些缺粮户：一家老小的肚子可都在家里等着哩！可眼下只能焦急地等待着。这时候，老天往往会下一场不大不小的雨，且大多是在夜间，第二天雨过天晴，再到麦田里一看：嚯！昨天还只是绿中泛黄的麦田一夜之间黄灿灿的，麦穗在阳光的暴晒下羞答答地低下着头，连空气都毕毕剥剥的躁动着，荡漾着一种成熟的味道。农谚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看来此言不虚！
杨村人还在等待着开镰的最佳时机。关中平原肥沃的黄土地最适合麦子生长，杨村人记不清自己的祖先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种小麦的，但每个杨村人都知道脚下的这块土地生长的小麦的质量高，磨出的面粉细、白，擀出的面条筋道、光滑，好吃！但要吃到最好的麦子，开镰的时机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晚，麦粒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太湿影响产量，太干影响质量。但是，缺粮户顾不了这么多，一家老小的肚子实在等不及了，于是，他们提着镰刀来到自家的麦田，找到一片成熟较早的麦子先割下一捆两捆，背回去在门墩石上摔摔打打，筛出几升半斗麦子，晾干，赶紧去生产队的磨面机上磨面，到晚上一家老小就吃上了又白又暄的大馒头。
等到缺粮户的那一锅馒头又要告罄的时候，杨村人的忙天真正开始了！
杨村的夏天之所以忙，是因为这个季节不仅要“夏收”，还要“夏播”，播玉米播高粱播谷子播糜子播豆子，同时还要“夏管”，主要是管理棉花。在“时刻准备打仗”的年代里，上级指示说，棉花属于战备物资，每个生产队都要种植相当亩数的棉花，哪怕收获的季节遇到淫雨棉花全部霉烂在地里来年还得种，没人敢碰这个“高压线”。棉花是一种极难伺候的农作物，费水费肥费工费时，而且在农民忙得“提起裤子摸不到腰”的夏季正值生长高峰，需要大量的人力。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以后，杨村人再也没人种棉花了，除了棉花收获的季节适逢关中地区的雨季经常会绝收，主要还是因为实在“伺候不起”。
“三夏”来了，杨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个个都像打仗一样，恨不能生出八只手，大家的脚步从早到晚都是急匆匆的，如果谁的脚步疲沓一些，队长一声断喝，他就立刻像上足了发条似的。文人们历来认为农村生活是慢节奏的，那是因为他没有在夏收季节到过杨村。这时候谁也不能叫苦叫累，因为你从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小麦，然后经过长达八个多月的劳作，你等的就是收获的这一天。在这“龙口夺食”的关键时刻你更不能耍奸溜滑，除非你后半辈子不想在杨村抬头做人。再说，地里的庄稼也不容你叫苦叫累，不容你耍奸溜滑！
就说夏收吧，麦子黄了、熟了，该收割就要收割，熟过了麦穗就炸开了，麦粒炸得满地都是。夏季关中地区强对流天气多，风大雷雨多，如果该收没收，一场狂风暴雨就可能导致大幅度减产，更别说遇到连阴雨那样的灾难性天气了。加上那时候的收割、碾打、晾晒、入仓几乎全靠人工，机械化程度很低，时间也拉的很长，长达一个多月，这还需要天公作美。所以，在这一个多月里，不容许你出差错；一旦出了差错，你只能把你的嘴用绳子扎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在杨村，在夏天，不光我的父亲，很多男人的脾气都大，队长的脾气更大。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社员，父亲的脾气是冲我们兄弟姐妹发的，而队长的脾气是冲全体社员发的。后来，生产队解散了，队长的脾气也只能冲着老婆儿女发了。
因为这个时节杨村人太忙了，实在拉不开栓，于是，就请外乡人帮忙割麦，这些外乡人就是麦客。当然，麦客割麦可不是白帮忙，得花钱雇。人民公社的时候，生产队里雇麦客；生产队解散之后，各家各户雇麦客。生产队的时候，麦客每天割完麦子，一天三顿饭就像蹲点干部一样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我很小的时候，每到夏天，家里都会有几个提着瓦罐的麦客来吃饭。对麦客的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们总喜欢将锋利的镰刀挂在脖子上，二是他们说话时鼻音都很重，三是他们的饭量都很大。因为麦客的饭量大，母亲就要做比平时多出很多的馒头、稀饭、面条，而且要拿出自己最好的手艺来做。一次，母亲边擀面边对拉风箱烧火的我说：下苦人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一定要让他们吃饱吃好！每到饭时，父亲总是陪着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也总是劝他们多吃点。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麦客吃完饭，一边满意地摸着自己的肚子，一边用鼻音很重的口音说：吃饱了喝足了，换个皇上不当了！说完，还打了一个很响亮的饱嗝，惹得大家都笑了。那时候，如果有哪家把麦客管待得不好，会遭到全村人的谴责，队长甚至会上门警告，直至取消那家人管待麦客的资格。前几年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一集里有一个桥段专门描写麦客以及陕西渭南一带的人如何管待麦客。那个在厨房里扯面的大妈，那个劝麦客出门在外多吃点的大爷，都让我想起了我去世多年的母亲和父亲。
如今，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推进，麦客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杨村的夏天已经彻底消失，但有一个关于麦客的故事却留了下来。
1987年夏，考虑我母亲上年去世，加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单位领导给我批了半个月的事假，让我回家给我母亲过周年，顺便帮助夏收。刚一回去，我就紧张地投身到火热的三夏大忙之中，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不是割麦子。一来麦收已进入尾声，二来自己也不会割麦。当然父亲也不会让我割麦。那时候已经分田到户，除了家境太差的人家，基本上都会雇麦客，因为即使在勤劳的杨村人看来，割麦这种顶着毒辣辣的太阳把身体折成三截窝在火热的麦浪中的活儿，实在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雇来的麦客割麦子，杨村人只管拉运、碾打、晾晒和入仓，因为这些活路相对轻松，时间要求也宽松。
说来也巧，就在我回家第三天，来了一个既是我的同乡又是同学还是同事的“三同”。这位“三同”董姓，那时候绝对是帅小伙一枚。他是来给我送钱的，前些日子我俩一起去省城西安公干，我有事提前半天走了，报酬未领，他替我领了回来。坐下喝茶的当儿，我问他发了多少钱，他说120元。因为是“三同”，我就无顾忌地说：这么少？热死黄天的，我们可是整整下了一个礼拜的苦啊！坐在一旁的父亲听了，看看他，又看看我，然后对我的同事笑着说：下苦？在凉房底下还叫下苦？一个礼拜，120块，还嫌少？同事走后，父亲又说：120块，就七天，不敢弹嫌了！我听了，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觉得120元确实不多，因为那七天确实太热了。
傍晚，我和父亲、弟弟吃完晚饭，听大弟安排第二天的活路，门口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人。小的倚在门口小声地爷爷叔叔地叫着。起初以为是要饭的，一看装束却是麦客打扮，背着铺盖卷，脖子上挂着镰刀。我说，家里麦割完了，到别的地方去吧。父亲却让他们进来。两人进门后，一看就是父子俩。老人有五十多岁，看上去一脸的病容，小的高中生模样，年龄和我小弟相当。父亲让他们坐下喝水，问是怎么回事。那儿子就说，他正上高中，学校放忙假，心里想着出来和父亲一起赶场割麦，好挣点学杂费。他们步行了六七十里地，来到这一带准备大干一场，谁承想出来第二天父亲就病了，发烧、浑身无力，他只好一个人在王乐镇割了一天麦。因为年龄太小，加上麦子长势太好，一天下来只割了半亩地。原本说好了割一亩地三块钱的工价，可主人家弹嫌麦茬留得太高，就只给了一块二毛钱。本来想回家算了，可他爸病着走不动，坐汽车两个人回去还差四毛钱，再说，麦客哪里还敢坐汽车。听上去他们的鼻音并不重，不像是甘肃、宁夏一带的口音，问了才知道，他们是乾县北部山区人，距离杨村有七八十里地。我就问你们打算怎么办，那儿子红着眼睛低下头，说：想留下来割几天麦，等爸病好了就回家去，晚上住场院里就行。父亲听了，当时就让大弟媳给父子俩准备吃的，说麦子割完了明天就在场里干吧，晚上就住家里。父子俩千恩万谢地吃了喝了，小的就扶着老的去了父亲的房间。我小声地怨父亲多事，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父亲说，胡说啥，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坏人？！
第二天上午，那个儿子就和我们兄弟一起到场院碾场。也许是父亲的病情有了好转，儿子脸上就有了笑容，干活虽然生疏却十分卖力。到下午，那父亲竟然也来到了场院，说自己病好了，说完抄起家伙就干了起来。我父亲竟然也没有拦挡，我觉得奇怪。父亲对我说，他想干就干吧，庄稼人么，没那么娇气！
第三天吃完中午饭，那父子俩说打搅了几天了，马上就走。父亲说，那马上给你们算帐。那老的说算啥帐，住在你家吃在你家喝在你家又没干啥算啥帐？父亲掏出两张五元钱，说，不给你算帐我良心上过不去。那老的说，我收你的钱我良心上过不去。两人递过来送过去，你推我让的。最后，我说：收下吧！不收不合适。那人听了，愣了一下神，就从父亲手里接过了钱，拿了一张，留下了一张，二话不说背起铺盖卷就走。那儿子起初愣愣地看着，看到父亲出门走了，就深深地向我父亲鞠了一躬也要走，父亲叫住他，说：娃耶，这钱你拿着，算是叔给你的学费。回去好好念书，割麦赶场这种事不是你干的！那儿子听了，眼圈红红的，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伸手接过了那五块钱，又向父亲鞠了一躬，小跑着追着父亲出门去了。
那父子俩走后，我们父子几人一个下午都闷声干活，谁也没说话。
2013年暑期，我回老家度假。有一天，小弟忽然问我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家里住过的那对麦客爷子俩，我想了半天，说记得，就问怎么突然提起这事。小弟说，就在前一阵，杨村来了一个人，说要寻当年村子最东头的一户人。村人根据来人的描述，想了半天，就指到了我家。那人到我家后问了问情况，看到了我父亲的遗像，就问，老人还在吗？小弟说老人2009年已经过世了。那人就红着眼睛说想到老人的坟里看看。小弟就陪着他到了我父亲的坟地，那人跪在我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然后红着眼圈对我小弟说，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小麦客。那一年听了叔的话，回去好好念了几年书，考上了大学，现在西安工作。今年春天他父亲去世前，吩咐他有时间一定要去一趟杨村，看看当年那个留他们吃留他们住的老人。这次来，就是了却父亲的遗愿，也追思一下当年夏天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留给自己的记忆。
听了小弟的叙述，我的眼前浮现着的是父亲生前一瘸一拐的身影，还有那年夏天的那个下午，那一老一少两个麦客一前一后背着铺盖卷脖子上挂着镰刀走出杨村东门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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