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趟旅行大概只分为这么几种，浏览风光的视觉之旅，寻找美食的味觉之旅，和胡思乱想的精神之旅。一个人旅行其实有个很特别的好处，在路上不太需要和人发生太多的交流，一个人坐在公车和火车上看看书，再看看窗外掠过的景色胡思乱想。在去台湾之前往手机里装了很多本关于台湾的书，在漫长的旅途中一一看完了，也不断在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些书。从台北去往台中的时候没有坐高铁，选择了普通的列车从容缓慢地前往目的地，路上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一个人胡思乱想，所以开始写下这篇文章。
盛大的日子在她身边荡荡流过，平滑中略有起伏，仿佛一条太阳晒暖的大河，无论做什么事都会辜负这样的时光。
--《少帅》
想到关于台湾的书，我的脑海里不知道为什么出现的第一个人会是张爱玲，一个辗转于上海香港纽约就是和台湾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的人。但在谷歌上打上“张爱玲 台湾”便能看到这样一段历史：张爱玲想写一个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故事，于是前往台湾欲拜访张学良。拜访一事最终未成，不过她依旧来到了台湾这个地方，走过了台北、花莲，见到了白先勇等未来即将成为台湾文学支柱的文艺青年们，留下了《重访边城》一文，在《少帅》写到一半时猝然离世。至此我也明白我这奇怪的直觉来源于何方。不论外界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如何，我对《少帅》有特殊的喜爱，因为这是一段没有写到结局的爱情。赵四小姐和少帅这段感情既没有《第一炉香》的艳丽，也不像《倾城之恋》那样的世故堕落，也不像《雷峰塔》《小团圆》那样沉重凄惨。赵四小姐对少帅的感情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显得那么干净清澈，遗世独立，但隐隐看见一种看破时光的淡然。是赤子之心和宏大宿命感结合的矛盾体。那时看《少帅》对台湾还没有任何了解，只是隐隐觉得这个故事应该不会发生在粗犷的东三省，和上海纽约的风格也不太匹配。这次台湾之旅时读了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里面有一个关于士林官邸的故事。蒋经国与夫人居住在士林官邸时，后花园载满了自北方带来的梅花。我在幻想这样一个画面，当夫妻二人在庭院里看见盛放的寒梅时，他们分别在想什么？蒋经国是不是想起了失去的江山？蒋方良是不是想起了最初和蒋经国在苏联的邂逅？私以为赵四小姐和张少帅在大帅府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不过我倒不太喜欢张爱玲在《重访边城》里面对台湾下的“边城”这个标签。垂于祖国边缘的孤岛，这种自解放战争以来未曾摆脱的宿命感过于卑微与苍凉。但这也许是贯穿早期台湾文学的一个伤疤和主轴。背井离乡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即使是二代文人们也依然深受父辈的影响，渴望被外界拥抱，渴望归乡。他们没有看透的是，对于流浪的人来说，在他们踏出故乡的一刻开始，故乡已经不复存在了。从此余生只能一路向前，直到死去。我不知道如果给他们一次机会在那时回到故乡会不会感到更加失落，不如就让一切过往定格在离开前的美好。讲的通俗一点，就像两个人分手，在分手之后前任就已经朝着一个你不认识的新的人的方向成长了，你的缅怀不过只是在缅怀自己的记忆罢了。你背离的故乡，也是你此生一个别离的情人。
“宿命感”一词，我认为是概括台湾文学给我感觉最精辟的一个词。最初背负着日占时期与解放战争带来的宿命感，而后这种宿命感又催生了二二八，二二八后的文人又背负起二二八带来的宿命感。天地不仁，文人们以笔试图剖开一个时代的内核，自己却一步步深陷宿命设下的枷锁。
“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艳从来不爱搽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得了不得。不错，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恬静的眉眼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台北人·永远的尹雪艳》
论写破败的繁华，我想没有几个人写的过白先勇。风情万种的尹雪艳和《游园惊梦》的群戏描写我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遍。这种文笔的精妙来自于白先勇身为亲历者的先天优势。做为台湾最高权力者之一的儿子，我想没有谁会比白先勇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做为张爱玲的铁粉，他的笔触也是一脉相承的细腻和精致。但白先勇笔下台北的新公馆比民国文人写上海多了一些别的东西。你在细看白先勇笔下的意象时你能看见一种苍老的感觉，台北仿造旧上海修的公馆的确都是新的，但是官太太们从大陆带来的旗袍和珠链是有些发黄的，那些厚厚的粉底也盖不住每日滋生的皱纹。曲依旧，人已老，连身处的地方也不是昔日隔江吟唱后庭花的秦淮河畔了。我在想，白先勇选择用笔写下这些破败的繁华，内心是感慨更多还是讽刺更多？
先锋性也是白先勇给台湾文学留下的另一笔浓墨重彩吧。《孽子》这本台湾同性文学的开山之作的珍贵之处不在于情节故事的精彩，而是在叙述同性关系的时候难得地保持着一种客观理性的克制，既不讴歌也不卖惨。也有另一种可能这种写法是基于那个时候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我想以白老先生无所禁忌的性格在创作时也不太在意外界的影响吧。他在《纽约客》中也收录了同性题材的短篇，也无一例外地把焦点聚焦在身份认同和人物刻画上。其实如果抛开性别的特殊性，这些故事代入正常的男女性别也不怎么突兀。文人是一个社会的风骨和写照，就同性平权和二二八这两个议题来说，我发现台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性。在面对一些敏感议题的时候，大家有一种超脱事件本身的平静和坦然（我觉得网络环境下看见的台湾和真实用眼睛看见的不是一个世界）。可以不认同，但必须尊重。看得见时代的伤痕，但也看得见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抹平那些伤痕，转头去拥抱快乐的生活。这也是我一直向往而未得的生活态度吧。
儿子无法忘记的是，他看到父亲赶紧把香烟捏熄，手往背后藏，而脸上却出现久违的笑容，那笑容就跟当年自己好奇偷抽烟，却被父亲当场活逮时一模一样。刹那间，儿子觉得自己和父亲竟然如此亲近，仿佛曾经一体。
后来，这些人就在医院里一个接一个离开，没有人再回过家来。
--《这些人那些事》
在台湾的这个星期恰好是二二八的假期。二二八那天在台中鹿港小镇排队买香肠，老板娘放着台语老歌微笑着和大家打着招呼：“二二八快乐！”我没有什么资格评论这一段历史，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喜欢二二八和平纪念日这个叫法，历史的真实和苦难其实大可坦荡地承认和面对，然后选择纪念和珍惜风雨过后的平安喜乐。
在台湾游玩时在公车上看完了吴念真《这些人那些事》和《台湾念真情》两本基于他导演的电视节目写的书。我觉得虽然吴念真严格意义上不算是一个专攻文学的作家，但他的剧本和纪实性文学浓缩了我眼里戒严后台湾文学的许多特征。第一点是本土化。戒严过后是百花齐放，眷村文化，矿业文化，原住民文化这些更加本土化的文学开始被重新发掘和交融。有那么一群人开始用笔记录下这些快要被现代化吞没的要消失的东西。也许时间有点晚，但是永远不嫌迟。同时我觉得当这些独属于台湾的东西融入到主流文学的创作之中，台湾文学的“台湾”二字才正式得到形象地呈现。第二点是追思。这里的追思是追思一些平凡的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变化与坚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彩虹滤镜还是因为不是切身的经历，我看不太出《悲情城市》这类作品里面的“愤怒”和“悲情”（不过说句实话，和大陆作家们写的魔幻现实主义反讽小说比起来台湾写二二八的作品绝对算得上是温柔）。我只觉得吴念真的笔触非常的温柔，笔下的那些不普通的平凡人也很温柔。这个世界不会缺少改变一切的大事件大风浪，但是在史书记录不到的角落，所有人都在尽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有人在养蝴蝶，有人在唱大戏。每一种生活自有其乐趣和超脱于大环境的独特闪光点。
其实台湾文学还有更多面值得被提及，包括余光中龙应台这些很有代表性的人物，甚至于琼瑶乃至于更后面的台湾小言。不过旅行已经接近终点，我的胡思乱想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全本都是基于这趟旅途的阅读和之前的记忆，也没有做更多的查证，所以大概会有写错的地方吧。也不知道爱上这个地方有多大的比例是因为爱上描写这里的文字，文字里面的温柔和平静真的很让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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