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字,傅雷与张爱玲交恶。1982年12月张爱玲写信给宋淇,表示她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写得实在太坏,这篇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原来这篇小说是以傅雷为原型的。在小说中,女主角殷宝滟和已婚教授罗潜之发生师生恋,找到了“爱玲”倾诉感情的烦恼。“爱玲”给殷宝滟开出药方:离开上海到内地去,另寻佳偶。殷宝滟后来果然到内地去结婚又离婚。
现实生活中,傅雷确实爱上过一位名叫“成家榴”的女子,她是刘海粟前妻成家和的妹妹。“张爱玲写这篇小说的缘由应该是成家榴去找张爱玲叙述自己的故事。不过张爱玲为了‘遮蔽’身份,在小说中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张爱玲觉得结果有失真实,所以我们不能将小说男主角的一切都当是傅雷”。
这当然算是好友对张爱玲“小心眼儿”的善意遮掩。小说中对罗教授的外貌及苦逼生活,有一段描述:
“他除下眼镜来,他的眼睛是单眼皮,不知怎么的,眼白眼黑在眼皮的后面,很后很后,看着并不觉得深沉,只有异样的退缩,是一个被虐待的丫鬟的眼睛。他说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在外国他是个苦学生,回了国也没有苦尽甘来。他失望而且孤独,娶了这苦命的穷亲戚,还是一样孤独。”
姑且不论细节是否真实,仅就其神韵,实在是惟妙惟肖,让我们对以傅雷为代表的一类知识精英的形象,留下深刻印象。张爱玲的刻画无疑是带着含而不露的反讽的,且也比较尖刻。
在1983年补写的这篇小说“尾声”中,张爱玲交代说:“我总觉得写小说的人太是个绅士淑女,不会好的。但是这篇一写完就知道写得坏,坏到什么地步,等到印出来才看出来,懊悔已经来不及了。”可见,张爱玲对于以文字影射傅雷,还是觉得于心不忍的。尽管,平心而论,就文本而言,张爱玲还是遵循了情感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刻意贬低或丑化与女学生婚外恋的罗教授。我们说不上对罗教授有多深的同情;但对他也不大会产生什么反感,比如,不会认为他有多么猥琐,更不会认为他像运动揭示的那些男人一样是个“人渣”。
按照宝滟的回忆,她对罗先生充满好感:“有了空我就去念法文、意大利文,帮着罗先生翻译音乐史。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本像样的音乐史。罗先生他真是鼓励了我的”。“罗先生他总是说:‘宝滟,像你这样的聪明,真是可惜了的!’你知道,从前我在学校里是最不用功的,可是后来我真用了几年功,他教我真热心,使得我不好意思不用功了。他是美国留学的,欧洲也去过,法文意大利文都有点研究。他恨不得把什么都教给我。”
两人初见,是她旁听罗教授的一堂课。他的长相:“戴着黑框眼镜,中等身量,方正齐楚”,知识分子温文儒雅派头。他的气质:忧郁的、自恋的、倔强的;他的讲课风格:沉浸在莎士比亚的伟大当中,投入的、幽默的、煽情的。在文学的世界,教授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朱丽叶的痴迷:“为什么十四岁?啊!因为莎士比亚知道十四岁的天真纯洁的女孩子的好处!啊!十四岁的女孩子!什么我不肯牺牲,如果你给我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他啧啧有声,做出贪嘴的样子,学生哄堂大笑。他对小说中的女人热烈、放肆,甚至轻佻;但回到现实的世界,他却是拘谨的,严肃的,对于周边女人,有一种距离感、轻蔑、怀疑。一开头,他对旁听的女学生宝滟并没留下太多印象。毕竟,崇拜他的女生太多了。
但宝滟主动到他家借书。“他发现她连浅些的也看不懂,他发现她的聪明是太可惜了的,于是他自动地要为她补习。”是不是有着阴暗的目的啊?对此可不能一概而论。或许确实是他爱惜人才;或许是因为对方是漂亮女生。但即便是后者,其实也无可厚非,择善而教之,本也是正常心态,不管这个善是外貌还是聪慧。只要保持在必要的职业伦理的界限内,也就具有正当性。
问题在于,情感的界限常常微妙而难以把控。每天晚饭后,她来,他们一起工作。宝滟显得落落大方,“常常应时按景给他们带点什么来,火腿、西瓜,代乳粉,小孩的绒线衫,她自己家里包用的裁缝,然而她从来不使他们感觉到被救济。她给他们带来的只有甜蜜,温暖,激励,一个美女子的好心。然而潜之夫妇两个时常吵架,潜之脾气暴躁,甚至要打人。”
罗潜之毕竟有一个家庭,宝滟毕竟每天出入于别人家里。再心怀坦然,按理也应该保持距离。但宝滟并不觉得有什么。她也发现了罗太太怀疑监视的眼光,暗自觉得可笑:“你监视些什么!你丈夫固然是可尊敬的,可是我再没有男朋友也不会看上他罢?”尽管,久而久之,罗太太也“渐渐知道宝滟并没有勾引她丈夫的意思。宝滟的清白威胁着她,使她觉得自己下贱,小气。”总之,罗太太感受到了威胁、不安全感,而暗中吃醋、较劲。罗太太的感觉是正确的。
罗先生呢,很奇怪的情感反应,他对于宝滟的世界,满满的妒忌。“几乎像报复似的,用一本一本大而厚的书来压倒她,他给她太多功课。”呵呵,知识分子证明自己强大的方式挺搞笑的,一如知识分子没啥炫耀的,只能炫耀自己看了多少本书一样。都显得愚笨而可怜。
宝滟的回应方式,则是小女孩似的顽皮可爱。她并不抗议,不过轻描淡写回一句“忘了”,然后娇俏地溜他一眼,伸一伸舌头,然后又认真抱怨几句,“我明明念过的骂,让你一问又紧张搞忘了”,逼急了便歇两天不来,让罗先生慌张起来。这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娇嗔卖萌,三下五除二,不经意地,就足以令一个老男人心潮荡漾,把持不住了。
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写信给她,天天见面,仍然写极长的信。哎,又是知识分子可怜的拿得出手的一点点本事。有一天,他当面递给她一封信,要她当面看:“在思想上你是我最珍贵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王后,我坟墓上的紫罗兰,我的安危,我童年回忆里的母亲。我对你的爱是乱伦的爱,是罪恶的,也是绝望的,而绝望是圣洁的。我的滟——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即使仅仅在纸上!……”
读起来挺让人肉麻的。但这就是当事人的菜。宝滟伏在椅背上读完信,噢,没有人这样爱过她,没有爱及得上这样的爱。她感到无力,恍惚,像在梦中。对方说,你爱我,她说:“是的,但是不行的。”一切忽然成真了,她的手在她袖子里往上移,他很激动。理智下,理智下,她站起来走了。然而,临走时,她探头往卧室里看了看他太太和小孩,很大方地说:“睡了吗?明天见呀!”表面是在掩饰,其实是女性式的挑衅,她“有一种新的自由,跋扈的快乐”。
夫妻吵架更厉害了。每次吵翻了,他家女佣便打电话把宝滟找来,宝滟一个Darling,就让他的火冒三丈瞬间平息。宝滟很享受这种“他就只听我的话”的感觉。这种心态幼稚、危险!首先,本来人家夫妻不和的原因,至少一半是自己造成的,这下还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了;其次,她很享受自己在爱情中占据主动支配地位的状态。自负加盲目,让事态变得不可收拾。
平心而论,宝滟和罗先生,这样相处了六年,才发展到初吻,也算是够彬彬有礼的了。那天,她给他们带了螃蟹来,亲自下厨帮着他太太做了。他喝了点酒,吻了她,只一下。不过一旦开了口子,就更加让人煎熬了。毕竟罗先生是知识分子,他从此,就只痴痴地盯着她的嘴,当着许多人,也是这样看着她。傻傻的,简单而执着,多尴尬。没办法,只能答应出去约会。回到家,夫妻之间的冲突越发激烈,孩子也遭殃。有一次,罗先生把墨水瓶砸到墙上,太太也跟着跌在墙上,老妈子数落说,太太已有三个月肚子了呀。宝滟赶来,责怪、安慰。罗先生越来越瘦,他太太也越来越瘦。他吃饭时,还把宝滟的一副碗筷摆在桌上,总要烧两样她喜欢吃的菜。
这是不正常的关系,当然,如果是真正热烈的爱,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可事实上,宝滟并不想维持这种关系。她很痛苦,所以她来找爱玲倾诉并寻求答案;当爱玲建议离婚,她说,他毕竟有三个无辜小孩,我不能让他们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吧。其实这是拿小孩当借口;而当爱玲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孩子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无论如何,现在你痛苦,他痛苦,这倒是真的。”意思是离婚不一定会对小孩造成伤害,宝滟说:“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
这才是她的真心话。她之前只是以为自己爱上他了。作为旁观者的爱玲,客观分析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完全是一场误会。首先,女孩对于有可能产生爱情的男人的本能反应,是以退为进,本能抗拒,这也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只有对绝对没有可能性的男子,她才不会防备,而是大方交往;其次,女孩碰见年貌相当的就窘得态度不自然,拒人于千里之外;年纪太大的或是有妇之夫,就不必避嫌疑,以上两点的结果,对方误会了,自己也终于卷入。第三,她崇拜他,一面笑他一面宠惯他,照应他,好似一个母性的女弟子。甚至她有一种跟罗太太争个胜负的心态,这么优秀的男人,为什么找这样一个女的,不行,不服气。这种自我为中心的主动,虽然满足了自己作为女性的所有精神需求,却让对方错会了意,爱情趁虚而入;第四,她虽然自信自己天生玉质,可以找个白马王子,但现实的条件约束,使她一直没有遇见倾心的人,久郁的情怀也把持不住起来。
人的情感就是这样,退而求其次,自我安慰,得过且过,日久生情,从讨厌到好感,或者相反,审美疲劳、移情别恋、一时的冲动、从热烈到冷淡。
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即便听从爱玲的建议,她理性地到内地去了。但她选择嫁给一个空军,然后很快又离婚了,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使然,反激作用,为结婚而结婚,绝望的赌气。
会错意的情感,也是情感。人生无处不误会,将错就错也是一生。有的人因为一次的错误,而付出一生的代价;有的人却庆幸自己在险象丛生中一次次平安落地。偶然的情感背后,是不是有着必然的安排,而这安排,该如何用人的理性来说明?
再回到这篇小说的作者张爱玲。在自己春风得意之时,傅雷给她泼了一盆冷水。短期内,她无法清醒对待傅雷的惜才,对作品的尊重,那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尽管傅雷的评价因为不同的文艺观和审美情趣,显得有些牵强或苛责,但他的许多意见是中肯的,有利于才女进一步绽放光芒的。那时被宠坏的她哪能听进这些话,所以对傅雷心怀讨厌、恨意,是正常的。但当写完这部小说,该发泄的情感已经发泄,她倏然明白,如同小说中的罗教授,也许有别的动机,但对于音乐史,是真的虔诚热爱的;对于年轻聪明的学生,是真心希望其别虚掷光阴的。于是,张爱玲有了懊悔,歉疚,在时隔将近四十年后,对伤害过自己的傅雷,还如此耿耿于怀,说,“是我错”。她的骄傲让她无法启齿感谢二字,字里行间却无不透露出某种温情,对情感的珍惜。
人的情感就是这么的微妙,复杂,尽管难免会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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