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体现了其博大的思想。
他标榜隐士:
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无非突出其三让天下，因为吴国显然没有齐国、鲁国那样的特色；七十列传以伯夷叔齐为首无非突出其高洁好义饿死首阳，因为此二人也没有管、晏的作为,老子、韩非的思想。此外，在《日者列传》还有一例，即司马季主与贾谊，贾谊乃文帝朝初期朝廷第一头脑，但此传中，贾谊显然在司马季主之下，此为史迁标榜隐士的又一例子。
这种标榜并非崇尚，而是因为隐士向来容易被大众所忽略，司马迁自己也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後世哉？ ”司马迁将这几位隐士人物拎出来，体现了他对历史的体察入微。试想，吴国之于诸国，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伐纣，司马季主之于汉初，都是微乎其微、没有影响的。然而仅此三人，便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所谓“高手在民间”的话，莫不都指这些隐士一类的人物吧。
然而，司马迁只是向往他们的品格，对于他们所处的显示环境，则不认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到:“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说的明白一点，没有伯夷、叔齐、商山四皓那样的范儿，穷的叮当响，还喜欢说帝王将相们的是非，在乡里充当道德标兵的角色，也是很可耻的了。
司马迁说的太一针见血啦，但凡五经、三皇五帝之事，往往都是宫廷里的人所关心的。大概在宋代以前，印刷不便，书籍都不是一般人读的起的。但凡先秦诸子之书，都是针对有权力的人而写的(这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使然，并没有别的)，《老子》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仅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书不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庄子》、《韩非子》等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所谓的“贱民”，他们虽然看不到这些书，但是在一个地方，也会受到当地文化风气的习染。一些故事、传说都是知道的。他们有精神上的追求，但是在行动上不能知行合一，做事的时候七歪八倒，讲起道理来义正言辞。这是不足取的，所以司马迁要进行讽刺。
所以司马迁也褒奖民间的奋发有为之士，《货殖列传》中，他列举了十来个民间“企业家”，他们都富甲一方。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不得不深切感到金钱的作用，班固认为史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是他的弊端。结合史迁的经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班固的话固然也是没错的，但他还应看到史迁在《货殖列传》中的另一句话:“此皆诚壹之所致”，他这样记录到:“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这难道是崇尚这些行业吗？他不过是告诉大家，真要赚钱致富，要专一于一行才行。贫穷的人(我也是)的问题，往往在于不专心，不专心就不能有新的发现，开辟新的路子(稻盛和夫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专心有错吗？专心是古今中外都提倡的，中国古代先王的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非要人专心，净土宗的念佛，也不外乎专心，信上帝，拜安拉，哪一个不要专心呢？人之所以不能专心，往往被欲望、习气所禁锢，排除这些影响，是儒释道三家都提倡的。
所以，司马迁用巨眼观照世人，他发掘并记录民间的高士，也鞭策那些贫贱的人。这在他那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但我们也不能执着于司马迁关怀民间这一点而夸大其作用。他在仕途上毕竟是失败的，如果他在当时做个好官，泽被当时的汉廷，难道不比用一辈子写书更好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巨著的背后往往是不得志的一生，孔子如此，司马迁如此，王夫之也如此。与其要他们的书，不如要他们光辉灿烂的人生。但是，他们既然有那样不顺的境遇，依然能这样努力进取，将自己一生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将他们高洁的精神境界用文字保留下来，也是极为伟大的了。我们大概不要把孔子当成孔子，不要把司马迁当成司马迁，而要把他们当成自己，在自己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中贯彻他们的精神，这样才不用望洋兴叹，而可以积少成多，以期善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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