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天下午,机会就来了。从五点多开始,就陆续有顾客登门,六点以后就顾客盈门了,小小的店面人满为患。
我在老板娘的指挥下手忙脚乱地擦桌子、收拾餐具、端茶倒水、帮客人点菜、上菜上饭上酒,服务过程中都要面带微笑、恭敬有加,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还有最后一桌客人在面红耳赤地喝酒侃大山,我刚想松口气,老板娘就喊我去扫地拖地,顺便把后厨洗碗池里的一堆碗盘筷子调羹洗出来。
我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也没有拒绝的理由,等到把最后一桌客人送出门,打扫完卫生,也洗好了所有的餐具,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了,B哥已经炖好了一盆白菜酥肉豆腐汤,还有一盘热馒头,我匆匆扒了几口就困得不行,只想赶紧上楼睡觉。B哥就住在附近,晚上要回自己家,二楼的宿舍就成了A哥和我的地盘。
等爬到楼上我才发现,自己的准备工作太不充分了,只带了一块毛巾和一条毛巾被,没有枕头褥子也没有凉席,幸亏老板还有一张旧凉席,铺在二楼的三合板上就成了我的床,杂物间里有一个瘪了一半的篮球,搭上毛巾就成了我的枕头,只是躺下后不能随意转头,很考验平衡感。平生第一次干这么高强度的体力活儿,我实在累极了,枕着我的篮球枕头很快进入了梦乡,连旁边A哥震天的呼噜声都充耳不闻。
次日早上五点,我就被A哥喊醒了,让我帮他串肉串,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踹面”,这种面是用来炸油条的,虽然用的是“踹”字,但并非真的用脚踩,而是用双拳在大瓷盆里反复按揉面团,必须全身用力,而且需要重复无数次才能使面团足够柔软筋道,炸出来的油条才蓬松酥脆,非一个“踹”字不能形容其力度和频次。
这活儿一般人干不了,所以我只能负责串肉串儿,肉片是切好腌妥了的,只需要用竹签穿起来就行,看似不难,真干起来才发现没那么简单,肉片很薄,还必须得竖着穿,劲儿使小了穿不进去,劲儿使大了竹签又容易跑偏,一不小心就会扎到手,遇到韧性十足的腱子肉,就更麻烦了,我穿一串儿的功夫,B哥已经穿了三四串,果然是熟能生巧,我自愧不如。
炸油条、蒸包子、熬黑米粥小米粥、拌咸菜,等到这些都准备齐全,差不多已经早上七点,第一拨吃早点的食客们就陆续登门了,A哥告诉我,如果是工作日,每天早上还要再提前半小时起床,否则是肯定来不及的。经常光顾小店的顾客大多是附近小区的居民,还有周围建筑工地的民工师傅。前者很少在店里吃早餐,经常是晨练或遛弯顺路买早点回家,我们准备了很多塑料袋,用来帮顾客盛粥和主食;后者常常三五成群结伴而来,油条整筐整筐地点,从来不要包子和汤,自己盛了免费的咸菜,从消毒柜里拿了大碗倒开水喝,吃得豪迈而实惠。
附近的居民似乎对农民工不太欢迎,总是远远地避开他们的桌子,或者临时改了主意,把原计划堂食的早餐打包回家。和男性食客相比,大部分家庭主妇对于早餐的要求都更加细致,油条要最大最饱满的,包子要最圆馅儿最多的,对于粥的要求区别较大,有的习惯喝稀的,有的喜欢吃稠的,有时候盛得不合心意,一定要我倒回去重新盛,为了避免无效劳动,我逐渐习惯了在盛粥之前问一句“要稀的还是稠的”,结果被一位穿着西装的男青年好一顿奚落,把我委屈得不轻。
当年还远未步入4G时代,扫二维码、移动支付十年后才会上线,顾客付款全都是现金,午餐和晚餐都是老板娘亲自收款,我基本不必操心,但早餐时大都是零钱,我得一边负责帮顾客盛饭,一边收款找零,一心二用难度颇大,早上七八点这个时段,天天都应接不暇焦头烂额,所幸当时头脑还算清晰,从没有算错账,老板娘还专门夸过我两次。
有那么两天清晨,我们店刚刚开门,就看到一位老奶奶拧着小脚在门口徘徊,目测至少得七八十岁了,脊背佝偻瘦骨嶙峋,手里攥着一团红色的塑料袋,看我打开卷帘门,就试探着踱过来问我:小伙子,你们这里有馒头吗?我不好意思地冲她笑笑:不好意思啊奶奶,我们这儿早饭有油条、包子,要不您买几个包子尝尝?老奶奶似乎比我更不好意思,低声说了句谢谢就走开了,还不时回头看看我们隔壁的店面。
我挺纳闷,就问老板娘这是谁呀,老板娘叹了口气,说这位老太太就住在对面小区的车库里,听说她老伴瘫痪多年了,儿女也不管不问,每个月都靠低保过日子,除了馒头什么也吃不起,车库里又没法做饭,平常都是在隔壁的馒头房买着吃,这几天馒头房的老板回老家了,找不到地方买馒头了。
我从小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听老板娘说着,我心里一阵阵发紧,真想自己拿钱给老奶奶买几个包子,可惜后来她再也没来过,我也没有鼓起勇气登门拜访,不知今天两位老人家是否还健在,真心为我当时的寒酸和懦弱汗颜。(未完待续)
李虎,2019年6月1日于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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