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有个很著名的家族——班氏家族,其祖先中既有被孔子赞誉为“忠”之楷模的令尹子文，又有颇具任侠之气的边疆豪强班壹班孺。班氏一门经过几辈人在仕途上的努力，最终到班况这代被调入京城长安。而班况，即班婕妤的父亲。婕妤受宠，班家自然迎来了繁盛时期，而后期婕妤退隐，也使班家远离了皇宫纷争，得以保全。班况的三个儿子均有才名，班氏以儒学世家著称即始于长子班伯。三子班稚与王莽素来友善，但在王莽当权之时却因故辞官，不显于莽朝，其后也就未受牵连。这种审时度势的眼光也非常人所有。其子班彪，在两汉交替之际支持刘秀政权，后来也颇得光武帝重用，曾续《史记》作《后记》数十篇。其长子班固，继父志写成《汉书》——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次子班超，壮年从军，凭其勇武果敢镇守西域三十余年，以武勋封定远侯，也为后世留下了“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班彪还有个女儿，即班昭。
其实这篇文字只是想写写班昭，但她的家族过于显耀，特别是深厚广博的家学渊源以及书史传家的文化底蕴，为一代才女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的早年经历可谓多舛：幼年失怙；十四出嫁，丈夫早卒，只留下一子；年过不惑，长兄被冤致死，父兄几十年的心血《汉书》书稿散乱“莫能综理”。此时和帝听闻班昭之才，下诏让她到东观藏书阁整理续写，才使我们的文化史上保留下这一史学名著。皇帝的这一举动，有他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魄，也说明班昭的才华之高在当时就已被时人所认可。她在藏书阁中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查阅史籍，核校文稿，补写了八表及《天文志》。先后四人（另有马续），历经40余年，《汉书》终于完成，读起来“后先媲美，如出一手”，其中班昭功不可没。书成之后，因其文字生僻，辞意深奥，用典较多，初期很多文人难以读懂，于是朝廷又选择了一些学士高才，跟从班昭学习训释。
编完史书，班昭又被和帝封为后妃之师，称曹大家（姑），因此，她不仅是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位著作正史的女性，还以帝妃之师的身份参与了东汉朝政。特别是和帝驾崩后，新登基的殇帝出生仅百天且半年后驾崩，后继者安帝又年幼无知，便由和熹邓太后临朝执政。邓太后非常敬重班昭，常与她商讨朝政大事，为表嘉奖，还将她的儿子封为关内侯，官至齐相。别人都是封妻荫子，她夫死守寡，“荫子”倒是真的做到了。她的政治观点，在其仅存的两篇奏疏《上邓太后疏》和《为兄超求代疏》中有所表现，眼光独到，深谋远虑，比当时的一些士大夫要高明得多。
班昭的辞赋也有留存，不多，但件件精品，足见其文采卓然。
但最让班昭为世人所熟知，也使她在后世毁誉参半的，是她的《女诫》。在读到原文之前，听到的几乎都是负面评论，比如说它“以抹杀女性的独立人格为代价来维护日益衰微的父权制。因此，它是罪恶的礼教、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化身”“女性制造了自身的枷锁”，而班昭，则被视作“导致中国妇女长期深受压迫的元凶”。接触这篇文章之后，却有了些不同的看法。做人写文，都免不了时代的制约与烙印，她的一些观念是为了安身立命的无奈，在当时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使在当今，也并非全无合理之处。而且，她在序言中就已言明，由于没有专门的女子教育，她担心家族中的女儿们出嫁后因言行不当而受到夫家嫌弃，所以才写了七章《女诫》，谆谆教导她们，如何适应婚后生活，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谦德忍道在丈夫的家族中站稳脚跟。本是一篇家训，只因她的名声太大，地位太高，所以此书一出，便迅速在上流阶层传播开来，渐至被后世奉为女子的修身经典。
班昭，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明星，在时光的流逝中，愈发显现出她独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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