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广州这座城市结缘始于八岁半的时候，那是一个寒假，在广州外语学院教书的达姑邀请久爺爺去他家里小住，久爺爺把我也带上了。
长沙的冬天非常寒冷，那时候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顶多就是在家里生一个煤炉，架一个烘罩（四方形的木架子上面盖着小棉被），大家围在一起烤火。不记得从哪一年冬天开始，我的手上脚上脸上都会长冻疮，红红的像苹果上的烂巴子，又痛又痒。直到春天暖和了，冻疮才会好起来。有一次五叔叔看见我脸冻成烂苹果，用他的温暖的大手捂住我的脸，怜惜地说：“蕊子的脸怎么冻成这样？”
知道我们要去广州，五叔叔笑着逗我：“哎呀，蕊子要出省了咧！”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出省，久爺爺告诉我，广州市在广东省，长沙市在湖南省，我一直生活在长沙，所以说还没有出过省。我听了以后非常的开心兴奋，对即将开始的远行充满了期待。那时候的人很少出远门，我只听说过红卫兵大串联的事情，那些哥哥姐姐说起他们扒火车去外地的经历总是一脸的荣耀。
家人们把我和久爺爺送上了绿皮火车，那是一辆慢车，坐席是木条做的。火车哐当哐当的开着，车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的往后移。我第一次坐火车，兴奋的不得了，一路上高唱红歌，先是唱：“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然后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直到把我会唱的都唱了个遍。火车上的乘客们被我天真的歌声感染，大家笑呵呵的一片欢乐的气氛。
从长沙到广州当年觉得好远啊，哐当哐当，白天过去了，天黑了，窗外的风景掩没在夜色中。我唱歌也唱累了，听众们也昏昏欲睡。我个子小，久爷爷让我躺在一整张木条座椅上睡觉，他则像其乘客一样伏在座椅前面的茶几上睡。哐当哐当，等我醒来，又是白天了。
就这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终于到了广州。姑爹来火车站接了我们，又转了几趟公交车。在车上我看到路旁的树上开着紫色的花，觉得很美，后来才知道那个花叫作紫荆花。等我们父女俩到得广外达姑家时，又是晚上了。达姑把我们让进家门，两个表姐，彬姐，大我九岁，卫姐，大我六岁，一个穿着水红色的睡衣，一个穿着水绿色的睡衣，站在卧室门口，好奇地打量着我和久爷爷。当时广州和长沙的经济水平差距不小，更何况达姑还是住在大学校园里。表姐们穿的睡衣对我来说是从未穿过见过的衣服，我们还没有穿睡衣睡觉的习惯。跟表姐们比起来，我一定是又乡又土。
达姑把我和久爷爷安排在一间小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高低床，我睡上铺，久爷爷睡下铺。经过一天一夜火车上的颠簸，终于能躺在床上了，这个觉睡得太香了。
第二早上达姑给我们准备了牛奶面包当早餐，牛奶里加了一点茶叶，说是去掉一些牛奶的腥气，达姑自己的牛奶里加了可可粉。达姑现在103岁了，她喜欢吃可可，所以可可被我列入长寿食品。我在长沙时，久爷爷偶尔也会带我去面包店去吃鲜奶面包，但肯定不会是天天吃。即便这样，后来我家掌柜的听说了还是会羡慕嫉妒，说“哪里见过牛奶面包呢，有馒头吃就很好了。”那时候物质的匮乏现在的人难以想象。
还有苹果，这也是我在长沙平时很难吃到的东西。达姑说我小，让我吃半个苹果，给久爷爷吃一个整苹果。我心里寻思，这可是反过来了，在家里都是我吃大的爸爸吃小的。想虽这么想，但是也不作声，小小的年纪也知道入乡随俗。
彬姐和卫姐，很快跟我熟络起来。卫姐带我玩各种游戏，有一种游戏，我从来没玩过的，因为那需要比较大的空地，它有点像棒球，只不过球换成了小棍子，用击球棒击打对方手里扔出来的小棍子，击得越远越好。我喜欢这个游戏，玩得不亦乐乎。
卫姐问我懂不懂乒乓球，我想了想，乒乓球我当时是见过的，打得比较少，应该算懂，于是我说懂的。卫姐便带我去学校的乒乓球台打乒乓球，我第一次在乒乓球台上打乒乓球，还很不适应，打了几下，卫姐说原来你不是很懂乒乓球，我这才明白广州话里面的“懂”其实是“会”的意思。
卫姐教我说一些基本的广州话，“是”和“不是”，还有“123456789 10”。粤语跟普通话的差距比长沙话跟普通话的差距还要大，我一遍一遍的念着1到10的数字，觉得这种方言很有意思。
最开心的是，达姑和卫姐带着我和久爷爷去爬白云山。天气真好啊，爬着爬着，我就脱掉了棉袄，接着又把毛衣脱了，只穿一件单衣。卫姐带着我去捡松果，说是可以当柴来烧。我们捡了好多松果，带去的袋子都装满了，卫姐就把我的棉衣袖子扎起来用来装松果。我们满载而归。回到家姑爹已经做好了饭菜，留了一张纸条，写着：“我先去学校了，抱歉水蛋放多了水，成蛋汤了。”这天我写下了我平生的第一篇日记：“今天我去白云山捡了很多松果。”
广州的冬天真是暖和，没过几天我脸上手上脚上的冻疮就都好了，烂苹果脸变成了红苹果脸。有一次达姑带我到校园里走，碰到一个女老师，显然是达姑的同事，跟达姑打招呼，又问我是谁，达姑说是她的侄女，从长沙来的。老师便夸我肤色真好，脸像个红苹果，说湖南的水土好。
我很快喜欢上了几乎没有冬天的广州，心想以后长大了要来这里就好了。过了不到10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考入了广州中山大学。
彬姐买了一本连环画给我，是高尔基的《在人间》。我当时小，喜欢看彩色的图画，就说：“黑白的呀！”彬姐对我说：“你看这个画画的多好！”可我当时还不太会欣赏，后来我一直留着这本连环画，反复地看，终于懂得了它的好。又读了高尔基三部曲的另外两本：《童年》和《我的大学》。高尔基是当时那个年代推崇的苏联作家。
在达姑家吃的很好，有一些我在长沙没有吃过的广东菜。我最喜欢吃荷兰豆，脆脆的，嫩嫩的，绿绿的。有一个菜贩，每天从达姑家门前经过，一路用广州话吆喝着：“买唔买，荷兰豆！”每次我就学着用广州话回应着：“买！买！”达姑就会从他那里买一斤，我记得是一毛八一斤。
开心的寒假很快就过去了，我和久爷爷又要回长沙去。达姑给久爷爷买了一张返长的卧铺票，还是快车，好像花了十几块钱，差不多是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了。我当然是第一次坐火车卧铺，窄窄的床上有床单枕头毛毯。我睡在久爷爷的脚档头，虽然挤，却比去广州坐的硬座高级。睡了一觉就到长沙了。
回到长沙，发现卫姐送我的玉米钢笔不见了，到处找找不到，应该是落在火车的卧铺上了，因为我一路上爱不释手地玩。为此我懊恼了好长时间。
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