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途径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理论之树生发延展的元动力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威尔逊和古德诺政治行政二分法、韦伯官僚制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学，成为解决政府问题的第一种途径，公共政策分析则作为第二种途径出现。但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传统公共行政学始终占据政府研究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20世纪后20年，无论理论研究亦或治理实践，不可不谓公共管理学的“群星闪耀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蔓延西方社会的行政、信任、财政三重危机，迫使政府改革势在必行。为回应危机，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公共治道的第三种途径明艳登场，它起自英美、席卷西方、远播大洋彼岸，迅速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这场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影响之巨、意义之大，让许多在其之后的新生理论望其项背，而多数理论不是站在它的对立面，就是它的同盟者或是改良者。

“如果政府介入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那么用市场的逻辑也可以解决政府失灵问题。”新公共管理以私营部门管理理论为参照，视公民为顾客、重视效率与产出、主张建立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看重组织绩效测量、认为“掌舵”而非“划桨”才是善治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新公共管理没有公认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各派在维护核心理论精神的同时，又有着卓越的应用情境适配性，一经诞生便受新经济自由主义深刻影响，并与之交相呼应，一同掀起政府变革之潮。

理论的生命在于实践，只有深入社会机理并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学说才是真知。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勃兴的激荡时代，理论家们走出象牙塔，为应对不可阻挡的趋势之变——全球化、信息化、经济化，而辩论交锋，推动理论与实践联姻“重塑政府”“再造政府”，放松规制解放社会创造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公共管理学当之无愧的黄金年代，激情澎湃的变革之风，一路浩浩荡荡，所到之处吹皱沉寂的春水，颇富个性的世界因它而起了某种“类统一”的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