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诗教”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是《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的产生。这两篇文献接踵先秦儒家的将文学视为政治、伦理道德之工具和力主中和之美的文学观，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文而谲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的“诗教”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诗教”理论的最终形成是与当时的儒家经学的发展状况相一致的。汉代经学自叔孙通始便开始直接与当世的政治发生联系，之后经过经过近的发展，到了武帝时经过董仲舒等人进一步阐发，最终与皇权政治结合成了牢固的共同体，并逐渐由独立的学术而演变成为政治的附庸，完全为皇权政治服务，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汉代的“《诗》学”。
和汉代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汉代“《诗》学”也基本上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就现存的文献来看，今文“《诗》学”则又分为“鲁诗”、“齐诗”、“韩诗”三家，而古文“《诗》学”主要是所谓的“毛诗”学。
其中“鲁诗”渊源于荀子，创始于鲁人申培，根据《汉书·儒林列传》本传所载，“申公独以《诗经》为训诂以教”，其“传授重点在‘训故’，着重依经文字句作解释”，“在学风上朴实保守，接近经义，与《齐诗》、《韩诗》迥然不同”，（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271页）《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
“齐诗”创始于齐人辕固，汉景帝时被立为博士，其“在学风上，不一定固守‘家法’，而是‘推诗人之意’，不断改定章句，省减浮辞，另成新学”，（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277页）“不拘泥成法，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加以论说”，（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278页）其另一个特征则是“多以阴阳五行说《诗》”。（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277页）
“韩诗”创始于燕人韩婴，汉文帝时已被立为博士，与“齐诗”情况相似，其在传承过程中，也多“推诗人之意”以立言，作比较自由的发挥，因此后学者多所发挥，自成一家，“韩诗”在传承过程中，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也顺应了经学谶纬化地要求，多言灾异谶纬，明天文历数。
“毛诗”是唯一的古文经“《诗》学”，其创始人相传为毛公，也即后来所谓的毛亨，就学风上来讲，“毛诗”尽管也有很多附会政治的成分，但基本上遵循了古文经学的一般准则，即“述而不作”，就经典解释经典的原则，而不过多参杂解释者个人的想法。
总的来看，四家“诗”，从经学流派上来讲，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而就具体的学风上来讲，则也同样分为两路，其一是“齐诗”与“韩诗”，都注重阐发《诗经》的所谓的“微言大义”，以“六经注我”为旨归，以阐释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为目的，以求符合政治统治的需要；其一是今文经之“鲁诗”与古文经之“毛诗”，二者都基本上遵循“述而不作”的朴实的解经原则，以训故为主，以“我注六经”为旨归，不以统治者的意愿为准，主要从纯粹学术历史的角度来阐释《诗经》。
但是，无论如何分类别派，四家“《诗经》学”从根本点上而言还是相同的，也即都是着眼于现实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需要，尽管在这一点上“齐诗”和“韩诗”表现得更为明确更为直接，而“鲁诗”和“毛诗”则相对比较间接一点，只不过相对而言，“齐诗”与“韩诗”主要是着眼于现实政治，而“鲁诗”与“毛诗”则着眼于周代政治罢了，尤其是“毛诗”在解说《诗经》时大量的对历史事件的附会，对历史人物的附会以及对政治秩序与伦理道德的强调都是其重要表现。
汉代“《诗》学”的这种对政治、伦理道德的关注与强调实际上是接续先秦儒家的方法与思想，并最终将之发展成影响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诗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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