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里的风云嬗变
中国人爱凑热闹。好的凑，坏的也凑，不好不坏的就是大谈资，成为茶余饭后的小点心，咂摸两口愈加有味儿。正反两派口舌之战让事态愈加扑朔迷离，传着传着就成了传言，传着传着就变化了故事情节，甚至衍生出一个更为跌宕起伏惹人垂怜的新剧情。
茶馆，为这种民间娱乐文化的诞生、发酵提供温暖基地。一碟茴香豆，一碗黄酒，文人在这里探讨“偷”与“窃”的不同深意；两斤熟牛肉，十八碗还过岗，武夫赤手空拳与白额吊睛大虫纠缠厮杀；市井小民是一碗阳春面和两碗大粗茶，说的是邻家朋友的家长里短；说书人竹板儿敲得快，讲到司马懿犹豫要不要进城的瞬间，听书人也忧心高悬，为孔明先生捏一把汗；商议事情的、说亲保媒的、调和矛盾的、介绍生意的、打听消息的、赶路歇脚的……茶馆里发生的故事光怪陆离，但是泼皮无赖难以进入茶馆的门。
不大平静的年代，小老百姓不求闻达与诸侯，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在“茶馆”这种公众场合贴上大大的“莫谈国事”的条子成为明哲保身的一种有用途径，喝茶聊事的人自动避让敏感话题，你好我好大家都平平安安最好。
王利发20岁子承父业，成为裕泰茶馆的少掌柜，他为人左右逢源，精明能干，有做掌柜的天资，更多地是见惯了父亲的变通和圆滑，从小耳濡目染。他接手茶馆后，生意兴隆，上至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下至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大家都爱来他家的茶馆，喝茶、聊天、消遣时光。
王利发还顺应时势的变化，真像个“圣之时者也”。戊戌变法失败后，整个社会政治风声一度紧张，北京城内的大茶馆都相继关了门，王利发经营下的裕泰茶馆不但没有灭亡，还有了新的发展。茶馆的前部仍然卖茶，偶尔也卖卖瓜子，后部却改成了公寓，茶座大加改良，用了流行的小桌和藤椅，墙上的财神龛换成了香烟时装美人，只是，“莫谈国事”条子上的字写得更大了。
王利发脑子活络，卖茶不行，就改公寓、添评书，他还想给茶馆添加女招待。“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到人家后头。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他对时局的认识很清晰，但时局不成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再度统治北京，茶馆当年的辉煌却再也不见，王利发当年的意气风发如今也人老钱光把头低。茶馆里的藤椅已不见，所有的家具都黯淡无光，只有“莫谈国事”的条子更多了，字也更大了。
这时的王利发，被时代遗弃，三皇道找他要人，特务找他要钱，沈处长、小刘麻找他要房。三管齐下、四方受气，王利发没法活下去，时局不让他活。
时局也没让秦仲义活。接受了“维新”思想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年轻时主张实业救国、富国裕民，雄心勃勃的办了工厂，一时颇有作为。但他的实业救国道路却没能走的太远，日本人在的时候，以合作的名义把厂子合作走了，国民政府的时候厂子却成了逆产，最后拆了厂子，机器也当碎铜烂铁卖了，他只从拆了的工厂土堆里捡回了自己签过支票的一支笔。
“你可以跟喝茶的人们当个笑话谈谈，你说呀：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呐，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呐，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如果普通老百姓和民族资本家没有活路，那常四爷可是响当当的端着“铁饭碗”拎着画眉笼的满清旗人。就这个身份谁不得给他七分薄面礼让八分，但时局的这个耳光打的太响亮。除去上述标签的常四爷却也是铮铮铁骨，看不惯倚强凌弱，他说：“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清王朝崩溃后，这样一位满清王爷靠卖青菜和花生米为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每天五更弄一挑子青菜，十点来钟卖完，“凭力气挣饭吃，我的身上更有劲儿了。”庚子年，扶清灭洋，常四爷参加了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敢作敢当，一辈子不服软。他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辱。
常四爷：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茶馆》里人来人往，形形色色，皇亲贵胄，市井小民，活色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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