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静（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书法品评观念是与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也就是说，人们是用既有的社会思想观念来阐释书法。我国留存下来的历代书法品评资料浩如烟海，但细究起来又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即 ：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代至清代、现当代（篇幅所限，本文将后两个阶段合而为一）。每个阶段的社会文化和艺术背景及观念的不同，深刻影响着当时的书法品评标准。但是每个阶段又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对前一个阶段复古现象的依赖时有显现。
一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1] 体现了文字最初的教化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延伸。这与儒家的治世思想是一致的。孔子把人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例如，孔子云 ：“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知之者，又次也。”[2] 又云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3]还云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4] 等等。在对人物进行品评的同时，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等级观念。这种观念和风气也渗透到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品评中。例如 : 西汉杨雄的“书为心画”的学说，被后世书法家借以阐释书法与人之间情感的关系，开启后世注重人的情感与修养，来决定书法等级的先河。这种经世致用的社会伦理思想在东汉赵壹《非草书》中有所体现，他说 ：“岂若用之于彼圣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赜钩涤，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
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亦渊乎？”[5]3 在这里，赵壹试图以“尊主致平”的儒家思想批判了当时的书法现象。他还说 ：“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徵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5]2 赵壹以社会伦理来规范书法的标准。当时的书法处于艺术自觉的萌生时期，自然受到传统社会伦理的某些制约。书法的载体是文字，而文字作为“王政之始也。”其本身就具备教化功能，这种教化功能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最初的书法观念自然渗透着教化功能与人伦思想。东汉班固《汉书 • 古今人物表》开始用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的“三品九格”法，将上自伏羲氏，下至陈胜、吴广等二千多个历史人物逐一品评，开启了用 “三品九格”的方法品人的风气。曹魏采用“九品中正 制”，根据家世、才德，对人物作高下品定，称为 “品”。“品”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品”。至此，人物品藻的风气日盛一日，绵延了整个魏晋南北朝。例如：《世说新语》记载 :“世论温太真（峤）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临名辈共论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又如 ：“桓大司马（温）下都，问真长曰 ：‘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 ：‘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6] 直到南朝，以人品论书品一直成为书法品评的主流，如《世说新语 • 容止》形容王羲之：“时人目王右军 ：飘如浮云 , 矫若惊龙。”[7] 后梁武帝萧衍论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将当时人物品藻的语言加之于书法。
二
在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思维方式之中，用形象比拟的叙述手法是最主要 / 最常见的。比如 ：《诗经》中常用的“比”与“兴”，即现在所谓“类比” 或“象征”，是最常用的修辞手法。在《论语》中，“松”是节操高尚的象征，而先秦以来关于玉也有较为沉厚的文化积淀，儒家也有“君子”“比德于玉”的说法。汉末魏晋以来的文艺论著也延续了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在书法理论中，也常常借以象征，比拟的手法进行表述。例如 : 西晋索靖《草书势》中对草书形状的描述 ：“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蟉，或往或还，类婀娜以羸羸，欻奋亹而桓桓。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窊窿扬其波。芝草葡陶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举而察之，以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苫，随体散布。纷扰扰以猗靡，中持疑而犹豫。玄螭狡兽嬉其间，腾猿飞鼬相奔趣。凌鱼奋尾，骇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牙距。或者登高望其类，或若既往而中顾，或若倜傥而不群，或若自检于常度。”[5]19 将草书的形状（体势）的论述做了最大可能的想象与夸张，使读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展开对草书艺术的联想，令人回味不尽。如此大篇幅地采用比喻，象征的论述还有蔡邕《九势》：“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5]5 他将笔画看作活生生的、有“头”和“尾”的生命体，把用笔的效果用“肌肤”来比拟，并且用“赋”（ 叙写与悬想）的手法使行文工整。除此之外，蔡邕《笔论》、赵壹《非草书》等同时期的书论中也大多采用类似手法，引入大量动物形象，这些属于直觉式的表述方式。这种论述方式大都形象直观，使人产生无尽的联想，获得图画式的感受。西晋成公绥《隶书体》、 卫恒《四体书势》、 索靖《草书状》、东晋卫铄《笔阵图》、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等论书名篇中，几乎均可见到此种现象。一直南北朝时期，这种品评风气仍然延续。另外，虞和《论书表》、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王僧虔的《书赋》、《论书》、《笔意赞》等，继承传统书法品评方式的同时着意探索书法本体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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