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四节 困惑帝王师
一、杨度的生平与著述
杨度（1875—1932）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绪十八年（1892）杨度考取秀才。次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一举成为举人。以后则很不顺，参加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会试失败后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等人同学。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济支持，杨度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的称赞。翌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这年秋天，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句，历来为国人所称道。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翌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
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成为晚清朝廷“宪政专家”。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在宣统三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作为袁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
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任参政院参政。四年（1915）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部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这期间，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1927年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1928年寓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而没有完成。1932年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杨度病中自题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的主要著作有：
《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民国自刻本。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念群点校：《杨度日记》（1896—1900），200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
二、杨度的帝王之学与君主立宪思想
在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造成的，有的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的从学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也不是像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壬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学的“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到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学师范，以后又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
杨度自幼聪颖过人，过目不忘，少小有大志，被人目为神童。他十三四岁时从学于湖南名儒王闿运。王闿运早年曾为曾国藩幕僚，曾劝说曾国藩反清自立为帝，被曾视为“妄人”而斥退。后专心讲学，学生达数千人。王闿运传授的学问，有三项，即功名之学、诗文之学与帝王之学。功名之学就是科考之术，光绪二十四年榜眼夏寿田便是此学的佼佼者；诗文之学，不为科考，齐白石即出自王门。但是王闿运认为，他最高深的学问——帝王之学却只有聪明绝伦的杨度能继承，因此视其为衣钵传人，倾其所有尽心传授杨度。
王闿运传授给杨度的“帝王之学”，不外乎审时度势，辅君王以管霍之道，或乱世之中效法诸葛孔明，成明主以成霸业。杨度年少即得大名，自恃天下英才，狷狂放傲，甚至于讥讽诸葛亮不善用兵，“隆中三分之策，幸而获成”。他对自己的期望太过美好。
按照有的学者解释，帝王之学，在中国也叫“帝王术”，在西方叫“马基雅维里主义”。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
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个“术”，也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但是，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的。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神秘的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DNA）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最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征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亚弗里主义。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胁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也以游民为主。可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像杨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游民生活状态之中。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却和他们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往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文人士大夫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本有相一致的地方。
了解了“帝王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与思想意识及其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剧烈转型期间，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像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唯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佳出路，不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挂在口头的“达则兼济天下”不同，他们的口头禅是“救国”。为此，他们在不同政治倾向的军阀之间穿梭往来，他们不是军阀，但往往比军阀的影响力还大。这是一批人，章士钊、白坚武（吴佩孚的幕僚，李大钊的好友）都是这类人物，杨树达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帝王术尽管名声不佳，但作为驰骋政治沙场的利器，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乐此不疲，可以断言，只要有人，有政治，就一定有帝王术的流行。而帝王术常常被当成工具，一旦赋予它高尚的价值理性，势必会为人类带来福音——最伟大的帝王术，就是为国家立法；从帝王之学的政治人，更应该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立法者而期许。这就要说到宪政。我们都知道，宪政不是天上自动掉下来的馅饼，宪政之花的绽放，需要一国之民无以计数的汗水、泪水乃至血水来浇注，更需要有人敢为天下先，立志做那制度的设计与践行之艰苦工作。立法者的光芒便显现于此——为中国之宪政造法，正是杨度等一代宪政人的梦想。
杨度一直强调法治，即使在《君宪救国论》这样的适时之作中，他也说：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据说梁启超读到这一段，“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梁任公一语中的。这就是杨度的帝王术的软肋。当帝王术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即是宪政的最大敌人。杨度鼓吹君主立宪，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正是来源于王闿运的帝王之术，但他早已从正统的儒家思想中超脱出来，不再把道德的力量看成是最终的决定力量，而是把事功也即物质的力量看成世界发展的力量。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爱国精神的激发、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推动、帝王之学的熏陶、个人经历与性格影响都有关联。
集中反映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文章是他写于1917年的《金铁主义论》，在这篇长达十四万字的文章里，杨度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君主立宪主张，“金铁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能与西方列强角逐世界的经济、军事大国，实现“金铁主义”的途径是改变政体，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
杨度发表于1915年的《君宪救国论》就是他全面阐述其君宪思想的宣言书，杨度认为，只有他的“君宪”才是正当可以“救国”，明显带有政治偏见与个人目的。这就是否定“共和”，为袁世凯称帝卖命，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一生中难以抹去的污点。
杨度的宪政思想中，制度化取向的变革措施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制定限制王权之宪法，建立责任政府，以及成立赋予人民以参政权的国会。在这三个问题上，开国会问题最重要。他认为，评价宪法高低的主要标准是国会。在这种意义上看待当时世界上的君主立宪国家，英国宪法是最高的，德国次之，日本宪法的档次最差。杨度认为：“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识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之程度高也。”杨度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开国会，而且身体力行，上书政府，演讲。期望政府在一、二年内能够开设民选国会。1907年9月，他发起了宪政研究会和湖南人民向当局的大规模请愿运动，在宪政编查馆，杨度时刻以倡导开国会为己任。在民间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后，当局不得不考虑确定召开国会期限问题。杨度在袁世凯、张之洞相召时，说：
公等以开国会相召，仆以开国会应召而来，此次能否留京，以开国会与否为断。若仍枝枝节节办起，公等幕下人才济济，似无须用仆参与其间。此次晋京，专为国会而来，如政府不早颁布开设国会年限，仍当出京联合各省要求国会。在朝既不能为富贵所淫，在野更不能为威武所屈，宗旨已定，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按照1908年8月27日当局公布的《逐步筹备事宜清单》，1908年咨议局筹备完成，1909年一律选举开办；1909年颁布资政院章程，完成选举，1910年开院；1916年颁布议员法和选举法，选举议员；1916年宣布宪法。1909年筹备城镇乡地方自治，1913年城镇乡地方自治一律完成，1914年府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完成。1909年定中央官制，1910年定地方官制，1916年一律施行新官制。1910年到1915年，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上述规划完整地体现了一个系统的宪政化纲领和步骤。按照原定计划，1916年是中国进入宪政化的关键一年。宪法制定，国会建立，新官制施行。在如此短的八年时间内完成如此多的宪政改革事宜，在世界宪政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例如，日本维新在民治元年，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尽管如此，立宪派在当时仍然未能与当局形成默契，以立宪派主将杨度等人发动的数次开国会运动是立宪派在中国近代立宪过程中最大的败笔。
如何评价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由于他组织筹安会，策划洪宪帝制，改革开放以前学术界一直持否定态度。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杨度君宪思想的评价渐趋客观，目前学术界对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评价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持基本肯定态度，认为，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同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体，两者无本质的区别。在“共和立宪”名存实亡的情况下，作为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提“君主立宪”问题亦未尝不可。即使把共和立宪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复辟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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