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中学是随州（原为随县）较早创办的一所民办中学，曾经还设过高中，位于沿河大道南端，几易校名，现在已改名为“随州外国语学校”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去不了一中就读的，一般就到红卫中学读初中读高中。
只知道父亲年轻时曾在红卫中学教过书，没想到还是创始人之一。父亲毕业于襄阳四中，是那个时代比较稀缺的高中生。
父亲1940年10月生人，今年83岁了，一生历尽坎坷。20多岁在红卫中学有执教经历，下乡后30多岁，又在三里岗教过小学、初中和高中，还教过师训班。终因家庭出身等原因，没在教育行业干下去。
《父亲的往事》是父亲以散记片断形式写成的回忆录，许多年限和故事可能有所交集，我也不作改动，就用他的原作发表。】
筹建“红卫中学”之回忆
大约是1962年吧。我和王正茂、徐宗铸、周孝维等几人合伙从事油漆手艺，到随县的四镇八店乃至乡下做手艺来维持生计，我们策划到随南尚店去作尝试，这是基于王正茂在随县一中的同学李啟裕在尚店中学教书，以李的关系介绍给其周围学校的黑板、桌、凳有否需装修一新的业务。某天，我们一行4人正准备出发，我突然接到城关镇通知，有重要事情要办，通知人说是筹建“民办中学”一事，到尚店从事油漆一事只能由他们3人去了。
筹办“城关民办中学”的主持人华清海，时任镇教育干事，他受镇委委员王炳怀安排，因当时随县只有青城内的一中、厉山二中、洪山三中等三个初中，城关镇范围内小学毕业生加上历届毕业生大约有100余人无处上初中，城关镇委经研究决定，办一所民办中学，解决失学学生的读书问题。到会人员连我共三人。时值暑假期间， 随即就开始筹办，在东关小学门前设立招生报名点，开始招生报名，仅两三天时间，报名者就达100多人。多数学生系城关镇范围的学生，还有城郊的学生，更有环潭镇、淅河等镇的学生。学校规定实行走读制，乡镇学生食宿自理，可投亲靠友。暂时分为两个班，学校教室设在上农场对面山上的原“随县师范”，课程设置：语、数、政治、体、音、美。教师3人：余世源教政治课，代理负责人；倪时民教语文课，任乙班班主任，因脸上有红胎记，学生戏称小红脸；我教代教、几何课，任甲班班主任，兼代体育、音乐、美术。
学生早餐在家里吃，然后到校上4节课后放学回家。
随县师范地处蒋家岗北部，离城约10里，下坡还要翻越铁路（很危险，好在从未出过事，平时在校抓安全教育的结果），经上农场、公路段、再经小东关、大东门，到城关镇街上。每天放学时，学生们都分散向四面八方，我玩笑地说：我的学生遍四方。当时我也只有21岁，年纪最大的学生也有17、18岁，因他们是往届小学毕业生。记得最大的一个环潭学生姓张，名字不记得了，其爱人在县防疫站工作，因其文化低，故来校读书。
民办中学在随县师范开办仅1年的时间，路程远，不安全，后经城关镇研究，搬到综合厂的一排平房中，大约10间房。大概在文化大革命命期间，改名为“红卫中学”，原来的3名教师陆续精简，先后多次更换教职人员，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红卫中学”频繁改名，“城关中学”、“市六中”、“市第一职业中学”，现在改为了“随州外国语学校”。
在这个学校，我任教1年多后，接通知精简转街道安排，时任镇委副书记的阮道法，随意在口袋里拿了一个“丹江”牌纸烟盒，在背面写了几个字作为介绍信，大意是：“二街肖街长，今有付斯佳回街道，由你安排。署名阮，x年×月x日。这能是介绍信吗？这能称文书吗？这和今天的“以人为本”简直是天壤之别。
七十年代初，下乡后的某日，在三里岗尚店火石冲农村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我和老伴杨志英一看，惊呆了，怎么会是他？再定晴一看，是的，不错，是阮道法。阮说：“讨杯水喝。”我还是较仁义地取一茶杯，在土壶中满倒一不碗凉茶，阮一咕噜喝完后，似乎感概地说：“我原来未给大家办过事！”我和老伴内心震憾，表面却什么也未说，只是淡然加木然，木然加淡然，毫无表情。我被他藐视过，当时一张烟盒就精减了我。老杨因和董裕馨关系好，也被他以权势威胁过。坐了一会，也无共同语言交流，知趣地走了。还记得当时阮道法手拄一根棍子，大概是在农村怕狗咬生人，吓狗用的。走时道谢说：“多谢茶，我还要到刘店老婆家里去，她下乡到刘店了。”我再次震撼，心想这事怎么轮到他了？看着他离去的身影，将从田家湾的月亮沟翻山下到覃家门，到古庙行至刘店。 曾记得阮的老婆又瘦又矮，佝腰驼背、骨瘦如柴，多病，镇委书记的老婆咋也下乡了呢？该不是鸡窝里捡鸭蛋那么容易捡吧！后来不久听说其内人死后，又娶了丧偶之妇薛洪贵为续妻，薛的前夫陶义明，曾在综合厂熬过糖，任过厂里的青年团书记，两脚因小儿麻痹症留下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从农村返城后，就再未见过阮道法，可能很早以前就已亡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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