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后，舌尖上的童年（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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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兄弟姐妹四个，两个五零后，两个六零后。我出生那年，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正在吃“大锅饭”，也就是人民公社食堂。

我快周岁那年，有一次，十岁的姐姐去食堂拿饭。说是饭，其实是很稀的粥。刚从大锅里盛出来，很烫，姐姐拿到半路上，拿不住，不小心摔了。

听父母亲说，我的饭量特大。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量，其实，每个人的量也就半碗粥而已，没有一个人吃得饱的。但我饿了会哭，懂事的哥哥姐姐不会哭，他们只能让给我吃。

没有听说“奶粉”这个词，所以，我一辈子对牛奶、奶粉有排斥性。后来我娶妻生子，喂孩子奶粉，妻子叫我试试奶粉泡开后烫不烫，我不敢尝。

能吃饱，是我孩提时代最奢侈的愿望。我七岁上学，放学以后，回家就得背个篮子去田畈里割猪草。一放下书包，就用椅子垫起来，把挂在阁梁上的饭筲箕拿下来，盛冷饭吃。

这是中午吃后多下来的，用开水一泡，吃起来特别香。回家有饭吃，那也算是“上户人家”了。是我父亲把自留地都挑成了自留田打下的粮食。

也不讲究什么菜，豆瓣酱和梅干菜即可。豆瓣酱和梅干菜都是我娘晒制的。还有大白菜用五石缸、七石缸腌制起来的咸菜。别看豆瓣酱和梅干菜现在是我们家乡的特产了，可那时候，天天吃，餐餐吃，你可以想象一下，啥滋味？

刚上学，学校里搞“忆苦思甜”，学生们从家里拿一些玉米粉、萝卜、番薯，集体去野炊。殊不知，不少的家庭每天都这样在“忆苦思甜”呢。

那时候对粮食的爱惜程度，连我们六零后也难以想象。奶奶、姑姑等会把我们吃饭时撒在桌子上的饭粒放进自己的嘴里，说：“掉饭粒是要遭雷公公打的。”

老家一个偌大的镇，小吃部只有一家，属于供销合作社的。在我们的眼中，小吃部里的店员是“工人阶级”，比我们农民高级。早晨去学校路过，那油条小笼包，只能看看样子，闻闻香气。笼里蒸出来的，我们一律称馒头，有肉馅子的叫肉馒头，没有馅子的叫淡馒头。

有一次我发高烧，母亲给我两角钱，让我去买两个肉馒头或者三个淡馒头。吃馒头这样的待遇只有在病中才能享受。我去小吃部买，说是买两个肉馒头和三个淡馒头，老板说钱不够，结果我只有悻悻地回来，依然没有吃到馒头。

家里来客人，母亲会烧榨面或者麦面做点心待客，面里打个鸡蛋进去。这面是我父亲种的麦子去加工厂换的，付点加工费。加工厂也只有一家，主要是轧米，麦面也算是“奢侈”的粮食，去换的人家不是很多。

那次是一个姑姑来做客。姑姑说：“这么大一碗面，吃不掉的。分一些给孩子吧。”我母亲说：“别分！你吃吧！儿子他不喜欢吃面的。”我其实嘴里已经在咽口水了，顶撞道：“谁不喜欢吃啊？我喜欢吃的。”我想，那一刻的母亲肯定是很尴尬的。

再后来是随外公去姨娘家做客。吃饭时，桌子上一碗豆腐让我垂涎欲滴。我不假思索地伸出筷子去夹。忽然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豆腐夹起来了又放回去。姨娘诧异地问：“你咋放下了？夹去吃啊！”我说：“我妈说过的，好菜不能夹来吃的。”

是的，很多的母亲都可能在子女外出做客时，会叮嘱两句。童言无忌，大人是不会见怪的。可现在人想象不到的是，那时候的我们，一碗豆腐就是好菜，要吃肉，那必须是在过年的时候。

这也是孩子们盼过年的原因之一。当然，过年有个更大的喜悦便是分果子。兄弟姐妹们每人都能分到玉米花、罗汉豆、番薯干，爆米花之类，最好的是花生，限量。大家都用罐、盆之类盛起来，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

这都是“穷”字惹的祸。现在，每每看到孩子们买来的零食堆积如山，吃饭时无荤菜，动辄就叫外卖，不禁有些感慨。有时候我傻傻地想，如果让我们这些六零后迟生几十年，我会像他们那样“挥金如土”吗？

或者让这些九零后、零零后的孩子早生几十年，他们会像我们那样，几块压岁钱就是一整年的零花钱吗？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