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文学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贬谪文学

宋朝贬谪文学与唐朝贬谪文学的区别

    由于环境等情况的变化，宋朝贬谪文学与唐朝贬谪文学出现了很大的区别，与唐朝的贬谪诗人相比较，宋朝遭受贬谪的诗文家面对流放能以旷达的心态去面对，其主要与当时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以及诗学等多方面的情况有关。

与唐朝相比，宋朝对待文士的方式比较优厚。唐朝与宋朝迁谪的地方大都在南方，但是面对南方的开发，宋代人要比唐代人更加重视，所以，同样是遭贬，同样是“投荒万死”，但是唐代人的贬谪生活就要比宋代人的贬谪生活更加困顿。

面对贬谪、面对流放，宋代人能以平和的心态、高旷的情怀面对，来进行叙写自己的贬谪生活，这除了宋代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比唐代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宋代时期遭贬文人的思想与唐代时期的遭贬文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差别。随着当时儒、道、释进一步融合，人们对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人生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遭贬文人们承受忧患的意识也有了显著提高，在这一情形下，他们虽然身处逆境，然而始终没能被现实情况所拖累，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精神，在精神上可谓是达到了无所挂碍的境界。这一点从宋代的著名文学家苏轼、欧阳修、黄庭坚等人遭贬后所创作的贬谪文学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苏轼的《与参寥子》、欧阳修的《戏答元珍》、黄庭坚的《书赠韩琼秀才》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

宋朝诗人在遭贬谪、流放之后还可以以如此旷达的胸襟来面对，并创作出如此旷达的诗歌，这与诗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联系。由于宋代人普遍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比较欣赏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调，所以，在同样遭贬的情况下，宋人与唐人所创作的文学之不同，与此同时，宋代人还提出了：“自持”、“自适”之说。还有一方面，宋代人进行文学创作是为了宣泄心中的忧思，将文学看成是释放郁闷的工具，还有最重要的方面是宋代人还将文学看成是化解人生、安顿人生的良药。换言之，宋代人已经将诗中的愤懑之情淡化，而更加强调了其愉悦功能，诗人不再是苦楚焦虑的思维忧患者，而是明心见性的精神解脱者。在诗歌的表情达意方面他们“化劳心的哭吟为娱心的闲吟”，“化钟情的酸楚为乐易的闲暇”，“化执迷的怨怒为戏谑的调侃”，也从而唱出了与唐代人不同的贬谪诗歌。

与唐朝相比，宋朝对待文士的方式比较优厚。

他们虽然身处逆境，然而始终没能被现实情况所拖累，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精神，在精神上可谓是达到了无所挂碍的境界。

宋代人还提出了：“自持”、“自适”之说。

宋代人还将文学看成是化解人生、安顿人生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