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历史写作的灵魂在于一个强者从它获得的巨大推动，只要过去必须被描写成值得仿效的、可以仿效且有第二次可能的，那么，它无论如何都处在这样的危险中，即某种东西被改动，被曲解成美，从而接近自由的虚构；确实有一些时代，它们根本不能在纪念式的过去和神话的虚构之间作出区分:因为从这一世界和从另一个世界一样能够获得完全同样的推动。
纪念式的历史学永类比来进行欺骗；它用诱惑人的相似来刺激勇敢者鲁莽，刺激兴奋者狂热，而且如果人们设想这种历史学完全在天才的自私自利者和狂热的恶棍的手中和头脑里，那么，国家就要被摧毁，公侯就要被杀戮，战争与革命就要被煽动起来，历史的“效果自身”，亦即没有充足原因的结果的数目就要重新增多了。
创造者对于只是旁观而自己不动手的人来说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如同在所有的时代，闲谈政论家都比进行统治的政治家更聪明、更公正、更深思熟虑。
纪念式的历史学是化装的衣裳，在这衣裳内他们把自己对于同时代的强者和伟大者的憎恨冒充是对过去时代的强者和伟大者的饱和了的钦佩，在这衣裳内他们瞒天过海地把那种历史沉思种类的真正意义颠倒成相反的意义；不管他们是否清楚地知道，无论如何他们是在这样做，就好像他们的格言是:让死人埋葬活人吧。
现存这三种历史学家的每一种，都只在一块土地上和在一种气候下才是正当的:在另一块土地上它就将长成荒芜的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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