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25天《万章下 凡九章》10.9

《孟子》学习第125天《万章下 凡九章》10.9

原文阅读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字词注释

[1] 贵戚之卿：这里当指同姓之卿。

[2] 正：诚。

译文参考

齐宣王向孟子询问关于卿的事。孟子说：“您问的是哪种卿？”

齐宣王说：“卿还有不一样的吗？”

孟子说：“不一样。有同姓的卿，有异姓的卿。”

齐宣王说：“请问同姓的卿。”

孟子说：“国君有极大的过错就劝谏，反复劝谏也不听的，就另立国君。”

齐宣王的脸色立刻变了。

孟子说：“您别见怪。您问我，我不敢不以实相告。”

齐宣王的脸色安定下来，又询问异姓的卿。

孟子说：“国君有过错就劝谏，反复劝谏也不听，就去官离开。”

核心内容解读

        当齐宣王问及卿大夫之责，孟子一句“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使王“勃然变乎色”。这惊世之语，绝非孟夫子一时意气，而实为儒家政治哲学在宗法社会结构下精心构筑的一道权力制约之链。

        孟子将卿士区分为“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并非简单分类，而是基于宗法社会血脉亲疏的核心逻辑。贵戚之卿，与王室同宗共祖，其地位源自血脉的“亲亲”之道，其政治伦理亦被这血脉之纽所定义。《白虎通·宗族》有言：“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贵戚之卿的“易位”之权，正是大宗对大宗（国君）偏离正道时进行匡正的天然职责。其责任所系，在“社稷”之存续，在宗庙血食之绵延。故孟子言“易位”，非为篡夺，实是宗法伦理中一种自我净化与制度修复。

      异姓之卿则不同。他们与君主之间，无血脉之亲，其联结纽带在于“义合”。其政治合法性源自“选贤与能”的“尊贤”原则。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忠”非无条件的服从，而是基于道义契约的责任履行。当君主有过，“反覆谏之而不听”，则意味着道义契约的破裂。此时，“去”便成为士人守护个体尊严与道义原则的必然选择。这“去”字背后，是“道尊于势”的凛然信念，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决绝担当。

      孟子设计的这一“双重退出机制”，实为在君主集权体制下嵌入的巧妙制衡。贵戚之卿的“易位”权，如高悬之剑，警示君王不可因“大过”而倾覆宗庙社稷。此乃以宗族整体力量对最高权力进行的内部约束。异姓之卿的“去”权，则赋予体制外力量以“用脚投票”的自由，迫使君主重视“尊贤”与“纳谏”。当谏言之路不通，贤能之士拂袖而去，其道德压力足以动摇统治根基。此双重机制，一内一外，一刚（宗法伦理）一柔（道义契约），共同编织成限制君权膨胀的无形网络。

        孟子此论，虽根植于宗法社会，然其内蕴的制衡精神，对今人仍具深刻启迪。现代治理，虽不必有“贵戚之卿”，但如何构建权力内部的监督与制衡机制，确保决策者不因“大过”而危及整体？此即孟子“易位”思想在当代制度设计中的回响。而“异姓之卿”的“去”，则启示我们珍视人才自由流动的价值——当道义不彰、谏路不通，人才的流失本身就是对当政者最严厉的无声批判。它强调着尊重个体价值、畅通言论渠道对于维系组织健康与合法性的根本意义。

      孟子面对勃然变色的齐宣王，以“臣不敢不以正对”的坦荡，揭示了政治中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关系。无论是基于宗法血缘的“易位”之重，还是基于道义契约的“去”之决绝，其核心皆在守护一个更高原则：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约束，政治必须存有自我矫正的机能。这穿越两千年的政治智慧，至今仍如黄钟大吕，回荡在每一个追求良序善治的时代上空——权力若无制约，则社稷必危；道义若无尊严，则天下必乱。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与人文修养（二）（节选）

（二）孟子与修养

宋代儒者程颐曾言“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指出孟子思想的特点。客观而论，孟子所言既有事实部分，也有理想成分甚至偏执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孟子认知修养的多种面向。这既为后人认识上古三代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又为认知、理解各种事物和社会现象提供了很多合理的方法和启示，令人受益。至于其偏执之论，理当得到纠正。

1. 《孟子》认知中的事实成分。

在《孟子》中，孟子基于对政治、社会、家庭等现实的深刻理解，提出全面客观的见解，使其理论观点更具务实的色彩。如孟子对物质基础（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与上层建筑（治国安邦的仁义王道）的不同作用有辩证的理解和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指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民非水火不生活，……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另一方面，孟子又明确指出仁义道德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一再呼吁“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强调在物质有所保证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最终有益于国家政治，所谓“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又如他对于家庭中贤与不肖者的关系、父子相责的忌讳作了切实的分析，“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再如他论善对于人际关系的不同作用，“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区分“以善服人”与“以善养人”，探讨二者的不同效果，体现了其在认知上立论务实、结论客观的特点。

孟子在认识现实、知人论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能全面认清客观事实，同时又鲜明地提出道德修养的作用与方法旗帜，不厌其烦地论证和强调以德行善的重要性。如孟子在讨论人性本能需求和孝德追求时，既讲“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又讲舜能以孝德守身，做到“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大孝终身慕父母”。又如他分析众生忙碌现象背后的根本诉求，归为“利”“善”二字，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竭力提倡以仁义礼智修身治世，提倡“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乐善不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等。这些看法与论证比较全面、中肯，展现了孟子认知修养的理智色彩，而侧重道德修养的主题和目的也非常鲜明。

2. 《孟子》认知中的理想成分。

在《孟子》中，孟子对理想社会有详细的描述，与《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小康社会、《荀子·王制》中的王道国家类似。在那里，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有恩有情，有义有别，有序有为，养生丧死无憾，如《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一段集中的论述，最为典型：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对于这种理想社会的来源，孟子将之归于文王施行德教的时代，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其他地方亦见孟子对理想社会（如田赋制）的勾勒和规划：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不过，在作者描述这些理想社会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的是当时战国纷扰、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乱世无道、君民争利、侵夺经界而民不得安、生无所养、死有所憾、仓皇无依的情形。这些记载都是了解和认知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历史的一面镜子。

3. 《孟子》认知中的偏执成分。

初读《孟子》，既为其豪情壮志所感动，又为其义理雄辩所折服。不过，如再深读，就会发现其中某些话语不乏偏执的成分，即后世史家讲的“迂远而阔于事情”。这也是我们在利用《孟子》来提升认知修养时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孟子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读《孟子》，亦可作如是观，对孟子所言不可尽信盲从。其偏执之处可从以下所选论述中窥知一二。

孟子强调君王仁义道德在王朝兴衰中的重要性无可非议，但过于拔高其在政权易代中发挥的作用，有失全面。如对上古三代战争、天下易主的分析就是如此。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因为时代、文化理念的缘故，《孟子》中的某些观点和思想也需重新审视，如对亲疏关系不同、性质后果相同的打架斗殴处理方式，不可盲目传承与发扬。

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再如对父母触犯公法，孟子选择通过包庇或潜逃的方式来应对，显然于法理、公义相悖，是其思想主张偏执之处，不值得提倡。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

此外，《孟子》对于人性、人知先天与后天的复杂性没有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如良能、良知的阐发提升了人的先天禀赋作用，但忽略了后天作用和人性、人知的差异性，从而可能陷入唯心论的泥淖。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参考资料

《儒家元典导读》，巩宝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4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