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面包

玲娜上次来香港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是她生平第一次离开欧洲。

女儿在大学专修国际贸易时，到上海一家芬兰电子产品公司暑期实习。短短的几个星期，她便跟香港去的工程师宋焕互相着迷。其实大部分的男女关系都属一见钟情。把恋爱拖长谈无非作状，培养信心和社会交待而已。夏丽回国后，他俩便经电邮继续发展。宋焕只要抓到任何借口，都会跑到芬兰受训学习，或开会交流。

2041年，夏丽移居香港。

女儿搬到地球的末端不过几天，便发来惊人讯息：她希望妈妈寄她一些硬朗粗糙，营养丰富的芬兰黑裸麦包。据说香港的面包软绵绵，白濛濛，吃到肚里一阵空。妈妈收到要求，心如刀割。

这是什么鬼地方？黑裸麦包也没有？

她想起有关中国的电视新闻，好像都是负面的。当然，电视新闻一般都是负面的；好消息没有市场。但她总得亲眼看过才放心。第二天她订了机票，把一个大行李箱塞满黑裸麦包。虽然香港的名字很熟悉，但出发前夕她还是翻了一下地图。唷！就只有一点，一个句号那么大。里面的人比整个芬兰还要多，不可能吧！

坐长途机原来挺难受。赫尔辛基到曼谷一程还可以，乘务员都会芬兰话，也有芬兰作风，对她不大理睬，各有各坐飞机，高度尊重互相的私人空间。

在曼谷等转机那三个小时却认真受罪。

热闹的机场像个市集。形形种种的商铺，五光十色，看得玲娜心花怒放。到处都是人；每个人都在发声。笑的笑，叫的叫，与宁静得教人耳鸣的芬兰相比，是两个极端。

她从未见过那么多丝绸。红黄橙绿金，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有。平日在朴素的芬兰穿可能太夺目，但出席音乐会的时候应该可以。她的男友霍启今年六十岁，在管弦乐团拉大提琴，算是个音乐家，出公家粮的，也算是个公务员。他咿咿呀呀地拉琴可以吵上一天，人却沉默寡言，坐到钉子上也不吭声，是个典型的老派芬兰男人。不过他心底里不竟是个艺术家，喜欢创意。玲娜如果穿上耀眼的真丝晚服，孔雀般现身霍启的音乐会，他肯定不会开口大赞，但会暗自欢喜。好！就来一套！

除了漂亮的真丝，好东西多着呢！精致的茶具，相框，皮革，手袋，电子产品，用象牙雕的小榕树，用榕树头雕的小笨象，她什么都想买。可惜这个声浪世界只懂英，泰，华，日语。要冲破语言隔膜不但费劲，还很伤神，甚至伤心。玲娜除了芬兰话，还懂瑞典话。英语嘛，用不着的时候还可以，到用得着的时候，一句也说不出来，于是什么也买不成。

三小时变了一百八十分钟，一万多秒：忐，忑，忐，忑地捱过去。每捱过一秒，她便多添一分不安。学了哪么多年英语，到哪啦？怎可能一句也派不上用场？她怪责自己从前不用功，出发前又不准备。机场的广播系统似乎有重要宣布，声音很着急。急什么呢？她毫无头绪。她平常很少哭。现在却很想痛快地哭一场。她开始感觉到时差带来的困倦，心内很不踏实。

四围都是人，玲娜却觉得前所未有地孤单。她问自己，为何要受这个折磨。为什么要离开熟悉的环境，亲切的家和沉默的霍启，千里昭昭来到这个机场市集闹头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