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记事起便记得,我家出门往右,再经过两户人家,第三间土坯房里住着三代四口人:被裹了小脚的老奶奶,烟袋锅从不离肩的老父亲,还有两个年过而立的儿子。年长的和我爸平辈,我喊大叔。他生的极好,村里白杨树般挺拔的身姿,模样也俊朗。
可那是不看脸的八十年代,长的好抵不过粮仓里实实在在的谷物粮食。
话说,树长年轮人舔岁。眼见着同龄人的孩子都提的动酱油瓶子了,大叔的婚事和他们家的日子一样没有起色。听大人们说,这大叔再不说妥个媳妇,不出意外的话就要沦为光棍汉了。
就是这大叔家太穷了,墙透风屋漏雨,家禽牲畜都养活不起。没哪个傻姑娘愿意嫁。
讲真,什么话都不要往死了说。在一个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日子里,大叔家破败的院门突然贴上个喜字。新娘子比大叔矮了大半截,踮着脚才够得着新郎官的肩头,俩人站一起敬酒,像是父亲带着出阁的闺女。吃酒席的亲戚朋友,庄亲庄邻砸着嘴感概说:"这已很是不孬,能续上香火就是祖坟冒了青烟。”
寒来暑往的光阴在鸡鸣狗吠中流淌。在一个寂静的深夜,大叔的矮媳妇拼了命的给大叔生了个男孩。
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留下。回望时光,一帧一帧再也剪辑不出原来的模样。麦子拔芒的工夫,土坯房烟消尘去。红砖瓦房服从村统一规划。
新房左邻不是原来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原来的右舍。随着我读书的路越走越远,大叔那家再没相见。
偶尔和白发老母亲聊起儿时的老邻居,说到大叔这家,我听到了一派枝繁叶茂。
村里两层三层的楼房鳞次栉比,不见炊烟袅袅。但村子里的生机如韭菜般在一茬一茬的生长。
大叔这户普通百姓人家,结婚生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有什么好写?可就是这看得见的稀疏平常,才有永恒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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