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缘故，我得以在家多度过了几个月。几个月来我听到了好几次唢呐声，在乡下唢呐声就代表死亡，这是很沉重的，却也是很轻的，死亡在乡下浓稠的生活节奏下会慢慢淡忘。无关者可以笑着说谁家的谁走了，有关的家属却必须哭丧来彰显自己的孝义，农村的传统还有它的话语权。可这话语权是建立在老一辈人身上的，新一辈人已经逃离了农村，老一辈人已经开始随着唢呐走了，农村在现实与名义上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现在的农村并不穷，可是却没有留住年轻人的能力。相比农村，城市的吸引力大得多，即使他们在城里买不起一套房子，也不愿意回来。农村与城市，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完全不对等。
这种地位上的不对等，是自古就有的，可是现在尤为严重，这是因为信息交通的发达，在便利人们的同时，也间接的使人在城与乡的往返之间，认知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一辈人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年轻人狼狈的走出去后，就难以回来，更别提再把老一辈人带走。新鲜的血液出走，老迈的血液聚集，这就像是安乐死一样，缓慢而无人察觉的走向死亡。
除了人，还有土地，耕作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是残酷的。人为了温饱而使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温室大棚等等耕种，这是先进的，却也是落后的，单以温室大棚来说很多地方现在仍用竹竿、水泥柱做骨架。耕地不休耕，几十年如一日的耕作，土地早就失去了活力，只能用化肥续命，可因为沟灌的灌溉方式，使河流受到污染，从而改变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农民对于生态环境的变化是迟钝的，因为还得生活，生活两个字的压迫麻木了他们对生态环境的感受。
前些阵子，我听到山东合村并居的消息，在了解之后，既气愤又无奈。合村并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只能是拔苗助长。合村并居只是改变了农村的外貌，使农村在外貌上看起来与城市对等，内在仍然无法与城市相比，改变不了农村在人心中的地位。
对于农村来说，真正的救赎是实现城市与农村地位的对等。近几十年来，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一直都是农为仆，城为主的关系。城市抑制了农村的发展，当我们发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几十年拉开的差距无法轻易追赶上。
我一直认为农村与城市最大的差别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在农村，人与土地是相互依存的。而城市，只是人单方面的索取关系。如果我们改变了农村人与土地的关系，那么农村与城市又有什么差别。
要保持农村人与土地相互依存的关系，就要维持农业，农业最能加深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却不是一个农业的强国。不科学、低效率的种植的方式仍是我们农业种植的主流。单以我所在的乡镇来说，温室大棚至今仍采用竹竿、水泥柱做骨架，竹竿与水泥柱理论上的使用寿命应该是三年，可是大多数农民会使用四年以上才更换，不止是竹竿和水泥柱，还有最为重要的塑料大棚膜，他们买的大棚膜上面标着使用寿命三年，实际上使用时间远超出三年。这是出于节俭的考虑，即使现在他们并不贫穷，但因曾经贫穷所养成的节俭习惯深刻的种在他们的心里。
灌溉方式仍是不合理的沟灌和漫灌，并因此而污染了河流。一亩左右的大棚长大约四五十米，采用沟灌和漫灌的灌溉方式，往往会浇灌过头，使土壤中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流失到棚外，又因为很多大棚都是邻近河流，经雨水冲刷过后，氮磷钾又流入河里，致使水草和藻类疯长，最终使河流断流。在河流的水不能用于灌溉后，就开始用地下水，在我所在的村子为浇灌而钻的地下水井遍布全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也使用过科学的滴灌，大概只使用了两年多就放弃了，无他，安装灌溉水管非常麻烦，而且使用灌溉水管也增加了种植成本。科学在农民的眼中远不如钱来得实际。
困于自己落后的思想和习惯，他们没有朝科学的种植方式迈出脚步。这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收获的农作物良莠不齐，挑剔的农贸市场无法高价收购；二是使农活更加劳累。
农贸市场本身也不够规范，一天内的收购价格浮动很大，早上还是两块，下午就可能是几毛。当一位农民去农贸市场卖自己的劳动果实时，他将面对是挑剔的商贩，他们之间会经常为仅仅多一毛的卖价，而唇枪舌战上许久，双方都是为了生活而寸土不让。
要说农活有多劳累，我脑中只会浮现一副画面，那是父亲在大棚里开着拖拉机松土的场景，柴油拖拉机冒着黑烟，低矮的大棚把黑烟压了下来，朝着父亲喷涌着，土壤在父亲脚下翻滚。
对于耕种这个话题，我曾有感而发，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做《耕种》：
耕种，
是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像一把肉刀，
柔软的刺入，
大地的脊骨。
营养，营养，
肉向骨去掠夺，
一刀刀剜下，
脊髓，
鲜血迸流。
浇灌滋养，
一块块，
干肉、腐肉，
腐朽化神奇，
叫那血肉生根发芽。
在农村，人与土地的确是相互依存的，可是在我们的耕种取自大地骨血的时候，就敲响了人与土地的丧钟。
在丧钟敲响的现在，对于乡村的救赎，无异于从死神的手中抢食物，注定是漫长而艰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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