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退伍回乡办酒厂，旧日兄弟来砸灶，老支书一句话平了风波
退伍那年，我27岁，肩上没了军衔，却像卸下一座山。连长把退伍证啪地拍我手心：“小周，回去干点大事！”我嘿嘿笑，心里早画好一张图——回家，酿酒。
那年在老山猫耳洞里蹲守，最馋的不是肉，是老家一口苞谷烧。班长说，等活着回去，一定开家酒坊，让全连喝个够。结果班长没回来，我回来了，带着他的遗愿，也带着自己的倔强。
回乡那天飘着细雨，像给旧路刷一层新漆。我背着褪色的军挎，里头塞着三等功奖章、一套旧军装，还有班长用油漆写的“周家老酒”四个字。到村口，娘撑着黄油纸伞迎我，爹蹲在屋檐下抽烟，烟锅里的火星一闪一闪，像给我打信号：回来了，就好好活。
娘把炖好的腊肉端上桌，油汪汪的肉片堆成小山。爹闷声问：“真不留在城里？”我摇头：“城里不缺我一个，村里缺酒。”爹没再说话，只把酒杯重重一放，算是拍板。
第二天，我扛着铁锹在后山挖窖池。泥巴溅在脸上，像抹迷彩。老支书李爷背手路过，眯眼瞅半天：“小子，真要酿酒？”我立正敬礼：“报告支书，保证不糟蹋一粒粮！”李爷哈哈笑，烟杆在鞋底磕两下：“缺啥，吱声。”
酒坊动工那天，全村都来凑热闹。女人们洗菜蒸粮，男人们搬砖搭灶，小娃们围着酒甑转圈，像过年。我跑前跑后，嗓子喊哑，心里却热乎：这就是根。
可没热乎三天，麻烦来了。
那天清晨，雾还没散，村口突突突驶来一辆旧摩托。跳下来的是陈二狗——我穿开裆裤的兄弟，也是当年一起报名参军的发小。他因为脚上有疤，体检被刷下来，这些年在外头混包工队，听说发了点小财，脖子上的金链子晃得人眼花。
二狗叼着烟，一脚踹开酒坊木门，后头跟着几个敞怀露肚的汉子。他指着新砌的灶，咧嘴笑：“老周，发财不带兄弟？”我递烟：“哪的话，酒还没出呢。”他烟头一弹，火星落在柴堆上：“我出两万，算入股。不过得我说了算。”
我攥紧拳头。两万块在当时是天价，可酒坊是我的心头肉，更是班长的命换来的。我摇头：“二狗，钱我慢慢攒，股份不能卖。”他脸色一沉，抄起铁锹，咣当砸在灶沿上，青砖崩掉一角：“不给面子？”
空气瞬间凝固。蒸粮的大婶停了手，小娃们吓得躲到妇女身后。我血往头顶冲，正要扑上去，李爷的烟杆突然横在我俩中间。
老支书瘦得像根枯藤，声音却震得人耳根发麻：“二狗，你爹当年偷队里的红薯，是谁给他留的口粮？你小子发高烧，是谁背你跑的二十里山路？”二狗梗着脖子，金链子抖了抖。李爷用烟杆点点灶沿：“这灶里烧的不是柴，是周家祖祖辈辈的念想。你砸的不是砖，是全村人的脸。”
二狗的脸由红转白，突然抬手扇自己一巴掌，弯腰捡起崩掉的青砖，灰溜溜走了。摩托车突突的声音消失在雾里，像没来过。
酒坊重新升腾起蒸汽。三个月后，第一甑酒出窖。我舀一勺敬天，再舀一勺洒在地上：“班长，尝尝。”李爷抿一口，眯眼咂舌：“辣得够劲，像打鬼子的枪。”
后来，酒坊成了公社第一个万元户。我娶了隔壁村的阿兰，婚宴上摆了五十桌，用的全是自家酒。二狗也来了，拎着两瓶洋河，喝得满脸通红，搂着我肩膀哭：“哥，当年对不住。”我笑着碰杯：“酒里没掺水，心里也不能掺。”
如今，酒坊传给了女儿。她给老灶贴了瓷砖，装了不锈钢管道，唯独留了一块崩角的青砖，嵌在墙上当装饰。每年清明，我带小外孙去后山，给班长点三根烟，洒一杯酒。娃问：“太爷爷，这人是谁？”我摸摸他的头：“是让咱家酒有魂的人。”
夕阳照在酒坊的烟囱上，影子拖得老长。我眯眼看，那影子像班长，像李爷，也像当年的自己。原来所谓根，不是土里长出来的，是一群人用情义夯出来的。只要心里还烫，酒就一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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