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张艺谋之前，我认定他必有封建独裁者，唯我独尊的霸道和武断。这个心理作用下，我同时不自觉地预设了自己的角色：处于不言自明的弱势立场。
弱势者的反应，是特别容易感觉人格和自尊受到侵犯。因为不自信，动不动就反抗，甚至禁不起一个玩笑。
当我们把自己设想为易受伤害的弱势者，我们随时提防，处处戒备，其实已经带有些许病态。
我个人跟张艺谋的合作早期，就带有强烈的弱者性质的反抗。有些挑衅是不必要的，但意味着某种试探，比如在没有任何语境铺垫的情况下，我会愣头愣脑地冒出一句：“导演，我非常不喜欢《黄金甲》。”相对来说，我比较具备合作精神，但不由自主地，我就是愿意保持着和他的对抗，似乎唯此一途，我才能有所捍卫。
几个月以后，我差不多能做到直言。我想真诚的态度是基础，水平不足尚可提高，说违心话才是可怕的变节，于他做事、对我做人都没有好处。
磨合期，张艺谋能给我相对大的容忍度，并把我的狂妄视为秉性，而过了这个阶段，彼此再来调整或许很难。所以我确实有点蓄意挑衅的意思，相当于刨个坑把自己活埋一半，如果奏效，我也就此站稳了脚跟。很快发现，张艺谋比常人更能接受真话。
如果我想获得某种意义的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必须由自己的能力赢得，奢望某个人给予平等，这种心理本身，出发点就是把对方当作权力的执掌者——所以走这条道，平等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我渐渐觉得，自己的很多对抗，并非是在捍卫小知识分子的气节，不过是想一逞口舌之利。我耿耿于怀的背后，隐藏的自己是小肚鸡肠，不够坚韧，缺少承受和担当。我先是用有色眼镜看待了张艺谋，意识里先把他“宣判”到某种妖魔化的角色里。说来说去，我还是自以为是了，对个人形象的过度重视，才会导致我动不动就分庭抗礼。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起码，应该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
当我放平心态，我发现，很多事情并无想象中那么丰富的象征意义，只是我多心，或者说，我应该尽心的事没有做到。
只要换位思考，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约翰·伯格曾这样表达绘画中“逼近”的概念：
“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
无论是了解一个人，还是处理一件事，我们首先需要卸除自身的枷锁。
我的反应和口才远不及张艺谋，挣扎中，他说我总抢话。我立即反驳：“如果不抢话，恐怕我连个标点符号的位置也占不上。”
数年后，难得，我从张艺谋嘴里听到了一句从牙塞里挤出来的疑似表扬：“你不是我的下属，你始终保持着合作者的平等态度，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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