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小学三年级。我爸是我们那十六线小城市地委宣传部的记者同志。那两年,我弟出生了,家里开销更大了。我爸想办法揽了个活儿——每年夏天上五台山(是那个真的清凉圣地五台山)去办报纸。为啥只有夏天去呢?因为五台山是真的清凉圣地,除了夏天,其他几个季节山里是没什么游客的。我爸年上山办报的时候,都会把我带上,在山里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
很大程度上,我们小时候虽然生活朴素,但是寒暑假过得是真开心。我爸给我个记者证,我往脖子上一挂,就像带上了通关文牒,五台山里的大小寺庙我都可以大摇大摆地随意进出,那对一个10岁的小姑娘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虚荣啊。
五台山核心区的山沟沟里,有一条冰凉透骨、清澈见底的小溪,名唤“清水河”,我在那条河里捕获了我人生第一条宠物——一条黝黑黝黑的泥鳅。我还给它起了个洋名儿——莫妮卡,后来又抓了一条,叫卞卡。养在我家的玻璃瓶里,过上了锦衣玉食失去自由的日子。我的第二只宠物也来自五台山,是一只听佛音长大的小松鼠,非常有灵性。
我爸忙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要不在清水河玩儿水。要不就在诺大的寺院里一圈一圈的转悠。有很多藏族同胞在山间公路上一路走一路磕头,或者在寺庙里绕着大殿一圈一圈地大拜,我甚至记得那些磕得头破血流的脑门。我爸说他们变卖了所有家当,从西藏来到这里朝圣。多年后,我看到《冈仁波齐》,突然一下子被这种虔诚的力量所震撼。
有一回我和我爸去采访,碰到一个苦行僧。我隐约记得他悲苦的面容和身体,他住在清凉河下游的一处石窟里,那个石窟叫万佛洞。他听说我爸是记者,想请我爸写写他的故事。万佛洞里面原来有一万尊小佛像,但是毁于文革,苦行僧痛心疾首,发愿重建万佛洞。但是时至当日,那怎么看起来都是一件不可指望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滋生了他的宏愿,但我见到了那些纯粹的人。他们在我生命里某个角落,慢慢地发酵,成为一种无可名状的精神力量。
我爸从小就是学霸,学业底子过硬。后来当了兵,因为笔杆子好,成了一名通讯兵。八十年代越战的时候,我爸有天跟我说,他要去很远的地方出差,那地方全是深山老林,山里还有狮子。后来我爸回来我才知道,他是去了前线做战地记者。当然好像不是勇闯枪林弹雨的那种,基本上还是在后方,每天窝在猫耳洞里,与战士们同吃同睡,条件艰苦。
我小时候跟爸妈生活在云南曲靖的一个县城里,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山里。我妈随军去云南工作,在妇联上班,单位在县城里,我也在县城里上幼儿园。我和我妈每天上下班、上下学要从山里走去县城,对小时候的我来说,那是非常遥远的距离。而且我们上下班学的路上会途径一段铁轨,并排好几条。我和我妈每天都要从这边的月台爬下去,机警地小心翼翼穿越轨道,再爬上对面一米多高的月台。成年后回忆这些经历,总会想到朱自清的《背影》里,买橘子的有点胖胖的父亲奋力爬上月台的样子。
那时候的孩子,能顺利长大真的不太容易。我妈说,我俩有一次穿越火线的时候,有一辆火车正停在那儿,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妈责任心强,眼瞅着上班要迟到了,心一横,带着我从火车底下钻了过去。等我俩刚收回后面一只脚跟,火车跟排练好一样,“轰咚”一声启动了,月台上的人群发出一片惊呼,然后目送着这对英勇的母女消失在平常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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