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雪柳，向我展示他的藏书《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书中有几幅照片引起我的注意：约翰·汤姆森向西方展示中国房屋——北京的庭院，在这里他提到了房间的主人——杨昉。
画册的编辑者顺便介绍：在约翰·汤姆森的摄影作品中，有一组关于山西籍官员杨昉的照片。因为外国摄影师的介入，他和他的庭院得以留下珍贵影像，并流传至今。
1871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进入北京拍摄，他与各级官员交往，其中就包括杨昉。
杨昉是山西灵石人，家道殷实，任兵部武选司兼武库司郎中（正五品）。他在北京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院，过着奢华的生活。
因为杨昉对摄影术和西洋器械有浓厚兴趣，二人无话不谈，成为好朋友。他邀请汤姆逊到他家中做客、拍摄。
汤姆逊被他的宅院震撼了，他说：“我必须承认在我游历中国期间，没有任何景致能比从这座庭院看到的第二个小院更有古韵、更精致、更令人沉醉。”
他描述他所看到的的花园：“（我）进入一个仙境一般的花园。在这个花园里有一个微型的荷花池，池上架着一座大理石桥。一座小小的大理石宝塔立在一边，被藤蔓和果树围绕，另一边砌有假山，山石间长着各种花草。”
杨昉的家中有“众多的女士和小孩”，也就是说，他妻妾、儿女成群。汤姆逊与杨昉的妻妾也有接触，甚至被允许进入她们的住处。其中一个房间“摆放着一张大床，床架用楠木制作，雕工极其精美，床上放着漆木枕，挂着绣工华美的丝绸床帏。”
在这个典雅高贵的院落里，杨昉进行着他的科学实验。他在妻妾所居住的院子里建了一台蒸汽水泵，成功地发动了蒸汽引擎，却不能及时让它停下来，以至于抽出的水淹了整个院子。
他还在后院安装了锯木机、刨床和蒸汽机。锯木机的性能让杨昉叹服不已，一天之内完成了惊人的工作量，让杨昉把家里所有能锯的东西都拿来锯了。
他家里机器的轰鸣声常常惊动邻居，引得他们爬到墙上看热闹。更搞笑的是，他们家的鸡因为受到惊吓，一只接一只地殒命。
杨昉被汤姆逊记录下来，并不是偶然的。他虽然官职不高，却是当时最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少数人物之一。
1880年，杨昉离京返回故里，雇用数十峰骆驼搬运他的西洋机器，这些物品包括煤气灯、制火柴机、磨粉机、手摇发电机、照相机、望远镜、自行车、东洋车、喇叭型留声机、八音盒、自鸣钟、钢架弹簧床、活动安乐椅等等。
看到这里，我大吃一惊！惊得是我去过灵石县不下三、四十次，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当地有如此前卫的一位乡亲；而我平素爱好拍照，也没有从摄友嘴里听到过此人。
他是山西大学李豫教授当年钩沉出来的。李豫教授是我尊敬的学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豫教授们研究并欲影印《清季洪洞董氏日记》，《日记》原稿藏于我的原单位，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同意就此让他们拿走影印。而另有几个同事则表示：我们留下，自己标点后加上单位的名称，自己出版为佳。我也赞成这种观点。后来领导说董氏的后人——大画家董寿平已经申请了出版专款，当然就这样算啦。李豫教授因杨昉昔日与董氏过从甚密，而将杨昉的一些事略与他的手稿《朗山杂记》等合并在《清季洪洞董氏日记》里一并付印。
《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出版后，我则陷于日常，无瑕翻阅，十分之遗憾！
现在，时间充裕，赶忙找来《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以及相关文章阅读，对杨昉有了些了解。
杨昉，1830年(道光十年)生，字少初，号朗山，山西省灵石县张家庄村人。其父杨尚文，收藏家，钟爱书法绘画，喜好金石学、算学，曾刊有《连筠簃丛书》一百一十卷、《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元好问全集》四十卷等。杨昉是杨尚文的第四子。
杨昉少年聪慧，幼时贪玩，在故乡私塾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常避开先生独自琢磨捣玩。一日逃避背书，瞒着母亲，携拿衣物，带着自己饲养的小猴悄悄离家，独自上路到北京寻父。途中，他带猴子表演，赚钱作费用，月余，终于抵京找到了经商的父亲杨尚文。
杨氏为山西灵石巨族，经商甚富，清人王韬在《遁窟谰言 》中描述：“巨族也，以豪富多，在京师开设当铺七十余所。”足见杨氏家族当时财力雄厚。值其父杨尚文时，祖遗资産甚厚，道咸年间，银铺商号遍及晋、京、冀、豫等处，在京城一带开设的典当行达一百余家，京中人称爲“当杨家”。他在京城的住宅名曰“连筠簃”，在今大栅栏附近。
于是，他随父在北京继续攻读学问，并跟随郑复光学习算学、光学知识。大清都城北京，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西方科技文化逐渐涌入。杨尚文还为他聘请了洋教师，学习英、法、日等外国语言，学习化学、物理、以及地质探矿等实用学问。杨昉对这些新鲜事物十分感兴趣。
其父喜交接，交游文苑名士，与一代闻人何绍基以及山西籍学者张穆、董文涣、董文灿、冯志沂等交往甚密。每逢暇日，便邀京城故乡名士，来书斋或在园中饮酒、下棋、议论学问，往来皆无白丁，昉则在旁侍听，在其父的影响下广交一时贤俊，获益匪浅。
杨肪敏而好学，博学天文、地理、算学、声学、电化等科学知识，对各种机器和各种矿质，凡经接触无不研究，粗通六国外语，除此之外，他还学习研究医术。
他不喜科举，屡试乡闱不中，为了交际需要，以附贡生报捐道衔，挂过兵部武选司兼武库司郎中的头衔。
期间，杨昉随洋教师先后去了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考察。在学习考察期间，杨昉交结了很多外国朋友，带回了许多外文书籍，以及一些化学品和光学仪器、照相机及照相器材。
有人说他：“并未实际供职。”但是他的墓志铭却写道：“......，旋授武库司郎中，同治六年保升知府，七年寇犯直境，带勇剿贼，事平保升道员。光绪元年，覃恩加二品衔，”他的墓志铭是由中宪大夫、赐进士出身、福建道监察御史、甘肃安肃兵备道、翰林院编修、姻侍生何福堃所书，文林郎拣选知县、蒲县训导、乙西科举人张文焕篆盖。何福堃，字受轩，灵石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曾任陕甘总督。张文焕，字尧卿，灵石县南王中村人，光绪十一年(1885) 举人，蒲县儒学训导。何福堃因与杨昉同在朝廷为官，“相交最久，其懿德善行知之最详也”，对他的政绩较为知悉，故为杨昉撰写幕志铭。该墓志铭记载了杨昉从“兵部武库司郎中”，到“知府”、“道员”、“加二品衔”从政历程，官虽不大，但他供职二十余年，并不都是无事可做，“带勇剿贼”，也是干了些实事，取得了一些的政绩。
有一定的官职确实方便与洋人及官员接触，他与他们过往甚繁。
从国外考察后，他用带回的摄影器材，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他拍了大批人像、风景、园林、字画照片，并亲自冲印制作。
摄影是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大发明，自1835年英国人威廉·塔尔博特制成第一幅照片以来（也有人说，自1839年法国物理学家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术以来），摄影术便在世界广泛传播，这一发明很快风靡欧洲，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一位法国摄影家传入我国广东沿海一带，当时的国人对来自西洋的“奇技淫巧”并不接受，甚至是抵制的。他们主观盲目地认为，这种来自西方的“奇技淫巧”，能够“摄人魂魄”、“吸人膏血”乃至致人死命，唯恐避之不及。在闭塞落后的北方地区，普通大众更是对此深信不疑，摄影的传播受到很大阻碍。1860年，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2-1909)为恭亲王拍照时，恭亲王面对相机“面如死灰，担心这个机器可能会夺走他的性命”。约翰·汤姆逊在《马六甲海峡、印度支那和中国》(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am,and Indo-china)一书中写到：“我就像一名催命鬼, 很多充满恐惧和不幸的人，跪下祈求我不要拍摄照片取走他们的性命，躲过致命的相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昉能领时代之先，开展摄影实践和钻研摄影技法，确实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据记载，杨昉在咸丰九年(1859年)，为代州冯志沂(1814-1867)拍摄小像。咸丰十一年(1861 年)杨昉为其舅父何庆澜拍摄小像。另据薛凤仪记载，杨昉还为何绍基、许滇翁也拍摄过照片。清董文焕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周寿昌和杜澍田寻找杨昉拍摄小像的过程。杨昉所摄照片还有光绪五年(1879年)自拍像正面像与侧面像两幅，现存于其后人杨德裕处。两副照片均画面清晰，保存尚好。此外，他还存有杨昉骑马像一张，系同治七年(1868)所摄，不清楚是自拍还是他人所拍。杨氏后人述说：曾经还有大量杨昉拍摄的风景、人物、园林、字画照片，但在文 哥中大部分被焚毁了，现在其后人仅存有当年杨昉从法国带回的三个放像夹。
董文涣(1833-1877)，字尧章，号岘樵、岘秋，山西洪洞杜戍东堡人，国画大师董寿平先生之祖父，咸丰六年(1856)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日讲起居注、巩秦阶兵备道等职。董文焕与杨昉同为山西籍京官，同住北京，来往密切。董文焕在日记中明确写道：“二月二十五日，午刻，同澎田访少初，用西洋法照小像，携石州先生校刻《元遗山全集》四十卷归。”“三月初八日，午刻，荇老过，同访少初照像。”董文焕小像原件保存于董氏后人手中——时至今日，照片已旧，呈茶褐色，但可看出蓝色的衣领；照片上有胡适的叔叔胡澍的题签，董文灿所录董文焕诗和董文焕自题诗多首，以及清代潘祖荫所题诗。这张照片，是杨昉所拍摄的湿版摄影作品之一，可以见到杨昉的摄影风格与冲印技术。
上述照片分别载于《西喻山房全集》卷五《杨少初兵部以西法为余写真绝肖赋谢》、清薛凤仪《石友山房丛录》第七册，何庆澜《少初五甥以西法为余传小像因作长歌赠之》，或记录于《岘樵山房日记》等书刊之中，可见杨昉在亲朋好友、桑梓故土之间进行了大量的摄影活动。充分说明：至迟在1850年代末，杨昉已掌握西法摄影技术，此时距法国人达盖尔发明现代摄影术仅仅20年的时间。
彼时，身居北京的杨昉，由于对摄影和西法的热爱，而结交了众多来华的西方摄影师或商人。他的摄影等活动也被他们记录于许多外国文献中。
1866年元宵节，英国外交官米福特受邀前往杨昉家中做客，后来他在《北京的外交随员》(The Attache at Peking)一书中，记录当时有两人交往经历详细的家信，米福特在信中写道：“杨昉专门开辟了专门学习摄影艺术课程”。他参观了杨昉的摄影室和所拍照片，认为他拍的照片“精美且相当成功”。他还提到这次拜访：“杨老爷是位蓝顶子的三品官员，在兵部任职，但他每年还会有1万至1.2万英镑的私人收入……我在俄国使馆与他相识，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参加中秋节的晚宴。他在外城有座大房子……有个房间的装饰紧随欧洲的时尚，另一个房间装饰了很多把枪，还有望远镜、时钟、气压计、温度计等其他外国物品。他还有一间摄影棚……他还送给我们自拍的肖像。”（摄影棚“Laboratoire de Photographie”该词在汉语中意为照片的“冲印室”。）
威廉·H·苏厄德的旅行札记《苏厄德的环球旅行》(William H.Seward's Travels Around the World)中也有于1870年11月9日和杨昉的一段交往，苏厄德与友人到杨宅做客，杨昉带领他们参观了杨宅的所有房间，其中杨昉的房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沙发、桌子和椅子都是欧式风格，房间里面放置有各种各样的化学、照相机、电器和其他欧洲制造的科学仪器”，苏厄德称：“杨老爷(Mandarin Yang)对于拍照十分精通，家里摆放了很多照片，其中还有优胜美地峡谷的照片，以及杨昉和夫人的合影，其中妻子的照片为杨昉所摄。”
1871年，美国人詹姆士.布鲁克斯也到杨宅做客，称杨昉是一位摄影师，还为妻子拍摄了许多穿着华丽的照片。
俄国摄影师帕维尔·皮亚塞斯基(Pavel Piassetsky,1843-?)，在其所着《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者》(Russian Travelers in Mongolia and China)第一卷“中国之旅”中“博学的杨昉”一文，详细记载了1874年两人的交往过程，皮亚塞斯基非常仰慕杨昉，一直以来想与之结识。
书中皮亚塞斯基专门提到了杨昉“家里有一个摄影实验室”，两人还在一起谈论“科学、医药、摄影和化学”，书中载有一幅杨昉的肖像画。可见，杨昉在当时北京洋人圈中已颇有名气。
另外，学界已有研究提及：杨昉摄影活动最早可追溯至1845年，即为其父的好友山西史地学家张穆(1805-1849)拍摄小照。据考证，道光二十五年，张穆确有拍摄一张小照，此像的原件已佚，仅翻拍小照留存解放前的《阳泉教育志》上，现有翻拍照片刊于《阳泉新闻网》。张穆在其《㐆斋诗文集》中通过一首《百字令》赞此小像：“缁尘斗擞，看图中北海，仍然豪士。戢影蓬庐何所筑，惟有耽书而已。四十年头,一掾无庇，沦落谁堪此。虫鱼注遍，任人笑我痴耳，回首落冒并门，征裘京国,晏相楹书，衮师灯火，自有无穷事。千秋盛业，及时努力方是。”词牌名下小注：“追题四十一岁小照，仍用前韵。”张穆虽未提及该小照由谁拍摄，但那时张穆客居北京，与杨尚文、郑复光、祁寓藻、程恩泽等名士交往甚密，已有的研究表明，当时摄影术并未在北京传播或使用，杨昉作为该交往圈中一员，对摄影又颇有研究，可以推测该小照极有可能是杨昉所摄。如此，杨昉的摄影活动最早可追溯至1845年，这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摄影提供了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杨昉兴趣广泛敏锐，在研习西学的过程中，通过外国有关人士或相关书籍，不仅学习摄影方面相关的化学，同时也学习西医理论和一些方法。
比如，他接触的还有帕维尔·皮亚塞斯基（俄国远征军的随军摄影师，本职身份是远征军的随军医生），在其《蒙古与中国的俄国旅行者》一书中，记录了他1874年到1875年在中国的见闻，其中包括他与同僚一起拜访杨昉的情景：“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希望能结识中国人杨昉，在我看来，他各方面都很优秀，见解独到。(1874年)9月26日，我和摄影师以及波鲍先生一同拜访了他。杨宅位于使馆区不远......参观了书房.......闲聊过后，很快我们的话题就转向了科学、医药、摄影和化学上。”尽管因为语言和科学术语的表述问题，交流过程显得困难，但杨昉家中的欧式陈设、煤气灯、气量计、蒸汽引擎以及实验室等科学器具都充分表明杨昉对西方科学的热爱。同时，也为杨昉了解西医知识提供了契机。
英国外交官米福特通过俄国公使馆的关系结识了杨昉，米福特在他的家信中记录了1866年4月12 日与博格杰夫拜访杨宅的情形，他评价杨昉是“开明的，并且愿意接触、学习西方社会先进知识的中国士绅”，“对欧洲事物都很感兴趣”，“是我认识的最开明进步的中国人”。
与杨昉关系更为熟络的是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查尔德在1870-1889年间担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燃气工程师，在京工作二十年，因同为摄影爱好者而与杨昉结识。据查尔德1870年9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他拜访了杨昉，并准备将缝纫机卖给他做收藏，两人来往逐渐频繁。1871年12 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为杨昉安装了磨，之后还安装煤气电灯、气量计等设备。1872年9月21日，查尔德写道：“本周一，我应邀与杨大人共享晚餐，宴会本来邀请了很多外国人，但由于天气恶劣，来的只有德贞医生和我两人，此次晚餐持续了四个小时之久。”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这篇日记提供了杨昉与德贞医生交往的线索。当时的德贞不仅在摄影术研究领域贡献突出，身为传教医生的他在京38年，医学方面成绩更加斐然，著述颇丰，曾发表中文文章50余篇，致力于中西医学的互动与交流，据已有研究，德贞在华期间与中国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有着良好的沟通，甚至建立了私人的友谊，这一情况在德贞与杨昉的交往中得到证实。
约翰·汤姆孙在《马六甲海峡、暹罗和印度支那》 (The Straits of Malacca, Siam, and Indo-china)一书中记载了1871年10 月18日与德贞及杨昉同游圆明园的经历。可以推断，杨昉在与德贞交往的过程中一定会互相交流中西医学知识。
杨昉不仅仅是猎奇或好玩而拍照，他不只是单纯地摄影，而是在摄影的过程中，积极学习，不断实验，力求充实、完善、提高相关知识。
杨昉积极学习当时已经在国内刊印的《脱影奇观》、《西药大成》等西洋著作中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实践验证，并将其拍摄经验、洗印方法以及其他大量西方化学知识。认真地记入了自己的手稿《朗山杂记》之中。
该手稿由杨氏后人保存，是目前杨昉唯一存世手稿，该手稿大约完成于1887年以后，用牛皮绳装订，约3万字。当年李豫教授发现了该手稿，作为附录，与《清季洪洞董氏日记》一同出版，书中还包括《岘樵山房日记》、《观阜山房日记》、《佩芸日记》等史料。
在手稿中，杨昉详细记载了以玻璃照相法为主的摄影法，包含了从配制感光乳剂到化学试剂与光接触之后所产生的显影及定影，和照片干燥之后的玻璃板上漆工艺。以及所用的其他各种拍照方法、显影、定影等配制方法，内容丰富。
十九世纪中期，摄影的光学理论基础已经相对成熟，摄影术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化学工艺的进步，摄影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光与感光乳剂的结合来实现对物体影像的捕捉。如达盖尔发明的银版摄影法为例，首先将感光乳剂均匀涂抹于玻璃板或金属板上，接下来充分曝光，随后再用水银蒸汽来显影即可。
杨昉是以玻璃为感光乳剂的载体，相对于金属板来说玻璃成本较低，因此被称为“玻璃照相法”。通过多次试验后，这些方法都被杨昉详细地记录在手稿《朗山杂记》之中。
篇幅关系，这里只简单介绍一种杨昉记录的关于感光乳剂“棉花水方”的配制方法：“棉花水方，即哥罗碘，火棉十二哥林、浓酒一安士、哀得一安士，即以脱，约丁阿摩尼九哥林、白罗敏不大息鱼目四哥林，先用哀得浓酒二物将棉花化净后，再用少许浓酒将白罗敏不大息鱼目入乳钵内磨之，待全化入于前瓶后，再入约丁阿摩尼，将瓶盖严，待十二时辰以后用之。”
方法中用到的“哥罗碘”是从"Collodion”或"Collodium”音译而来的名称，实际就是火棉胶、胶棉、火胶这类硝化纤维物质，俗称棉花水。早期湿版摄影法就是盐化后的火棉胶作为感光原料。“浓酒”指酒精，即乙醇，“哀得”是乙醚“ ether”的音译叫法，“白罗敏不大息鱼目”指的是溴化钾(bromatum kalium), 而“约丁阿摩尼”根据其发音推断为某种与氨(ammonium)相关的化学物。上述方法的基本操作原理是，火棉与酒精和乙醚充分融合后会形成一种胶状乳剂，通过与溴化钾(KBr)混合后涂抹在光滑的玻璃板上，从而使玻璃具有黏性，这样银盐溶液就可以很好的附着在玻板上，形成可用于拍摄的湿性玻璃银盐版。
至于“泡玻璃银水方”与“泡纸银水方”及配制材料等等，这些可以从摄影史或摄影技术书籍上应证。
化学与医学本就相通相辅，杨昉也在《杂记》中提及摄影化学与医药学之间的交叉，如硝强银既可作为摄影的感光材料，亦可运用到医病、火药之中。通过与其“造洋蓝颜色法”的比较，认为前者更妙。杨昉的手稿中还有西药诸如硝酸银、硫酸钠试液等等的制作方法。杨昉所用制作“铁二养三三硫养三”和“普鲁士蓝”的方法来自于《西药大成》，他还强调这些方法“诸书不载，今于西药大成卷三之五始得之”。
网上有人质疑，那时的他不可能会有摄影暗室。此疑问真不应该产生：因为当年已有人在游记中描述了他作为摄影实验室的房间；二从他当年的经济状况来说，改造房间易如反掌；三至于实验室的装饰及配置标准，一定是根据书本或者洋朋友的指点，功能逐渐完臻。
在此期间，他还在京城打磨厂开有药铺，以药品经营为主要功能。杨昉对医学病理亦有研究，将近代诊所的基本功能集于一身，病情诊断、施药用药、售卖药品。虽然他知道西医西药的效果，但他则表现出主次之分，仍以传统中医中药占主导地位，对西方科学知识的理解则更多地停留在务实达用的层面，对西医和西药的一些使用也是在中医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的，足见杨昉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和制约之深。
杨昉当时的身份，为其与外国人士的交往提供了便利，使他在京城结交了许多外国人士，但此类交往往往是极其“隐蔽”和“谨慎”的。苏厄德说：“(杨昉)只要是在适当的场合，不至于被人怀疑里通外国，他都会热忱地结交外国人士。”表明了当时杨昉的困扰与心态。1870年，苏厄德和友人去杨家做客，此次行程是“秘密”的，应杨昉的要求，陪同男客必须没有官方背景。反映了杨昉与外国友人交往中他的顾虑和慎重。可见杨昉在学习西学知识过程中承受着封建社会的巨大压力。
晚清社会是中西文明加剧碰撞的过程，杨昉们自幼学习传统的儒家学说，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入以后，他们并没有能够系统地学习和训练，大多知识是借助书籍或在与西洋人士的接触中自学而成的。汤姆逊将杨昉对化学、摄影术等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的研究形容为在“黑暗中摸索”，他写道：“我的朋友杨，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借助许多欧洲的这样的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迫切地想要弄清它们正确的用途，为此他犯过许多惜误。"
杨昉显然不是一个孤例。正如汤姆逊对杨昉的评价：“杨是中国学者中一个十分典型的代表......。”当时，慈禧专政，朝政腐败，国事日衰，杨昉代表着一些先醒之士，他们虽然自幼接受传统，但面对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仪器设备，他们试图通过模仿西方的先进科技而寻求一条富强之路的捷径，以走出社会黑暗的困境。
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保举杨昉等任出使英国等国的大臣。他在奏折中言：“......郭嵩焘奏，办理洋务，宜持平处理，并请简派二三品大员出使各国，特举编修何如璋，许景澄，同知薛福成，主事黄贻楫，潘骏德，候选知府杨昉，可备出使之任。”并且评价：“兵部主事潘骏德、候选知府杨昉，于西洋制造机器及化学之理，皆能研习，臣曾见潘骏德语及洋务，所言亦多中裁要，据称杨昉之才更为优赡，皆可备出洋之选。”并希望“仰恩敕下总理衙门存记其名。”
但是后来，其中的薛福成、何如璋顺利地成长为驻外使臣，而杨肪只是被总理衙门“存记”，没有了下文，郭嵩焘的举荐没能成功。究其原因，或者是在当时，朝中无有大树，恐难有机会进步。或因结交洋人而牵联，被人怀疑“里通外国”，使他后来不得不选择离开北京回到山西家乡。
大抵同样的原因，1885年，山西巡抚张之洞为延访人才，下发札文，说道：“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器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其时杨昉已返家，赋闲于灵石乡间，在张之洞眼皮下，杨昉还是没有得到“委用”。
郭嵩焘奏举的四年后，光绪六年(1880年)，在“职二十余年，□□□世心惜不得假事权以大显于时”（墓志铭语），仕进无望的杨防离开京城。迁回原籍。在交通工具落后的条件下，他雇用数十匹骆驼，驮运大量的各种西洋制造的器具、机器离京返回了山西原籍，并在灵石老家安装运转，人人惊异，传为奇闻。
墓志铭上那几个已经漫漶的字词，我以为大约为“致用经世”之意，点明了他的想法，他的抱负！否则，他不会那么认真地把学习西洋科技的实践和验证的结果，一一工整、清晰地记录在《朗山杂记》中。
《朗山杂记》同时记录着他对西学实用性的关注，体现在他系统地将他学习的西方化学知识与摄影、医学相结合，他有关西医西药的学习，大多也是以救治乡民为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他还将化学用于日常生活，积累了大量的日用化学知识；这也体现在他学习各类声光电化知识，以及对大量关于农业种植的知识总结。
比如《朗山杂记》中记载的有关日常生活有：京师早菜法、做假乌兽法、造云胆矾法、做上地假粪法、萝卜做糖法、做生发油法、造豆油法、大豆醤法、小豆醤法、麸酱法、甜面酱法、做黄酒法、小做黄酒法、做醋法、做牛乳油法、做乳饼法、做变蛋法、做极酸醋法、种花法、壮阳方、印字墨轴法、作铅字法、中国墨方等。
还有“做盐卤砂法”、“铜铁挂锡法”、“铜物铁物相接法”、“铁上做铜皮法”、“造洋蓝颜色法”、“煤油做红颜色法”、“做盐强水银法”、“以水点火法”、“做洋取灯法”、“染纸作旧色法”、“做洋烛心法”、“做细好洋胰子法”、“电气镀苍蝇法”、“做火棉法”、“做铜板法”、“造玻璃纸方”等等。每种方法都有详细的配方和操作步骤，这些对晚清时期的日用化学研究应该有重要的意义。
他在晚清变局中未能寻找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徒有“济世”之大志，直落得心灰意冷。回到家乡后，他即把返乡时家属所乘的特制骡马驮轿，弃置于花园凉亭下，以示决绝。墓志铭说他，居家八年“遂不复出。居手为释卷，训督子弟......”。
其实也不然，虽然他仕途受阻未能统领大局办成大事，但在家乡，他还是尽量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年，他把运回的煤气灯设备遍装于宅中，至夜开灯展示，内外通明，甚为壮观，远近乡民多来参观，有的竟至百里之外。当时，他安装有煤气发生炉大小各一具，每日耗煤一大车，副产品有大量沥青，他掘井储存。村民常有索要者，用以粘补水桶小缝之类。他还带回外文精装书数百册，西药及化学药剂多种，且带回制火柴机、磨粉机、手摇缝纫机、西方餐具器皿等，种类繁多，均爲地方最早仅有的先进科技设备。乡人曾赠匾“学贯中西”。
光绪十二年(1886年)夏天，汾河发大水，省城太原大南门一带被大水淹没（参见拙作《“太原竹枝词”注释》•市井街巷），山西巡抚刚毅派人到灵石向杨借“水龙”(早期的“抽水机")排水救灾。事毕，给其报酬不要，请免灵石县空粮官银五百余两，当地十八村乡民合赠其“惠及粉榆”匾额一块。
他用带回西医书籍与西药，为乡人治病。杨昉离京回籍后，关闭了原开设于京师打磨厂的药铺。回到灵石以后的数年之内，前来寻医问药的人络绎不绝，杨昉却不肯向病人讨要药钱，长此以往，在同乡友人的劝告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灵石县水头镇开设了一家普通中医诊所“兼善堂”。杨昉行医的初衷，不为营利，多为行善，只收取一半的药钱作为制药本钱。“兼善堂”虽然是普通乡间字号，由于杨昉在北京接触过西方医疗和化学知识，因此，兼善堂的医疗功能兼具了中西医学基础。杨昉在他的《兼善堂药目》一书的序言中有详细叙述。《兼善堂药目》中所记载的药品在名称上也有特点，即各类丸、散、膏、丹，其所售药品均为中成药，这与传统煎服的汤药有很大的差别。
1894年（光绪二十年），杨昉在家乡去世，享年64岁。
据说，七年后到了1901年(辛丑年)，八国联军与清廷议和，慈禧太后风闻他通六国语言之名声，派员至灵石张家庄宣杨昉进京谈判，知其去世，乃返。
杨昉身后，他操试的技术终于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造福于乡民。他去世后，他帶回的縫紉机，由其子卖給灵石城某氏，此人后来在县城开设了第一家成衣店。他的照相机，其子卖给了灵石城的梁静庵，梁氏在灵石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名曰“别有天”。
我孤陋寡闻，以前对他竟然一无所知，真是不应该，说明知识盲区不少啊！
杨昉在晚清开风气之先，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且得益于祖上遗留了大量财富，因而可以接触、学习、应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虽终因身份所宥而没有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实是遗憾！但是，他学习西方光学、化学和医学知识，均属近代自然科学的范畴，并未涉及社会科学。
杨昉不应当再被研究者忽略，更不应当被家乡父老所忽视。他存世的手稿《朗山杂记》，反映了自己学习和试验的实践，也反映了他确实不甘于自己独乐而愿意惠及天下的内心，应当与他的《济善堂药目》一同，标点、注释后再出版，供人研究、纪念。他的家乡应当为他建立纪念馆，近代史博物馆里也应当有他一席之地，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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