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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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场席卷全球的传染病“新冠肺炎”以外，四月热搜榜最火的应该就是“韩国N号房事件”和“鲍毓明事件”了。
我先是被那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困住，然后是极度的愤怒。我不愿细看案件细节，却还是一张张的截图保存，因为我知道明天再打开就会显示“内容已删除”。
更令人害怕的是，几乎没有办法识别出周围哪一个男性是变态。
有多少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遭遇过性骚扰、猥亵、性侵甚至暴力虐待呢？
很难统计，相关的调查也难以开展，但是打开社交媒体或者匿名问答网站你会发现，这个数据大得惊人，极有可能你身旁那个看起来乐观开朗的小姐姐就曾经被怪叔叔猥亵过。
“台湾作家林奕含因性侵经历自杀”
“北电阿廖莎性侵事件”
“滴滴顺风车奸杀案”
“奥地利父亲囚禁女儿24年，生下7个孩子”
“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一众女明星”
（以上案件顺序不分先后）
这仅仅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案件，同时我也想到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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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大概是在初中，我很喜欢画画，想做个艺术生。
我在一家画室学画，每天画着没有颜色的苹果、白菜、骷颅头，但我乐此不疲。
画室的老师大概六十岁，只看外表像是民国时期的教书先生，朴素又谦和，笑起来如沐春风。
他就住在画室。慢慢的，他常常会在下课后，其他学生和家长都走了，把我留下吃饭。
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慈祥的爷爷。
当时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帮他洗碗的时候，他会在旁边搂住我的腰？为什么他会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
为什么他会说“来，让老师抱你一下”然后紧紧地把我箍在他的怀里？为什么他告诉我如果缺钱就和他说？为什么？
后来，我闻到颜料的味道就恶心，我宁愿蹲在地上把一根铅笔削秃了也不愿意画画，我看着那些冰冷的石膏像只想摔碎。
我再也不画画了，妈妈数落我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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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上大课，我走到教室后面去丢垃圾，最后一排的两个男生看着我笑。
我走过去问他们“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吗？”，
其中一个男生推了一把旁边的男生，告诉我
“你屁股大，好生孩子”，
然后两人继续笑起来，好像自己说了什么有意思的玩笑。
开玩笑，要对方也觉得好笑，那才叫开玩笑。
我什么也没说，回去以后拉了十几个同学，有男有女，准备了一场关于女权和人权的报告。
报告当天我在所有同学的面前讲了这个故事，没有直接公布那两个男生的姓名。
结束以后我得到了一阵很久的掌声，但也听见有男生在台下叹气，
“你看，这就是男权社会的没落了。”
我不想再细说这句“屁股大好生孩子”背后的恶意和偏见，只是我竟然天真地以为一场演讲就可以改变什么。
几个星期后，我和那个男生在放学后的楼梯间偶然撞到，我瞪他一眼，他笑着问我：
“怎么了？大屁股。”
那一刻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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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其实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毕竟我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相比那些遭受性侵，虐待，甚至失去生命的女孩们来说，我无比幸运。
有时候我在想，这是在一个“生理期”、“月经”、敏感词的时代，网络上的迷奸、偷拍、幼童题材视频资源却随处可见，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现实生活中的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也已是普遍现象，甚至没有人觉得不对；当有女性受到伤害求救时，大家却说“一定是她自己有问题”。
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应该发声，不止是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正在成长的女孩们。
有些人有学识，外人眼中德高望重？而后他们，在互联网短暂的记忆中几乎被遗忘了，可是给那些女孩们带来的伤害却从未消失。
我无法想象那些女孩们的后半生要怎么度过。
丧钟为所有人而鸣，今天我们听之任之，明天受伤的就是我们自己。
如果是我的女儿呢？如果是我的妹妹呢？
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作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
愤怒才是美德，我们应该愤怒，必须愤怒，直到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因为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施暴者独立完成，而是由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完成。
即使弱小，也要挺起胸膛。即使什么也做不了，也要保持愤怒。
记住那些名字，记住那些面孔，不管是用文字、图片、还是录音。哪怕下一秒就被其它更大的新闻盖过去。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真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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