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顺利。
文/郭宇宽
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某位很多年以前红极一时的人物，跟我说：受不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
其实这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
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驾驶的奔驰600，一个人能凸显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
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上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时，经常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某某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
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么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
最绝的是某位仁君，绝少谈他的出国经历，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
难道这些今天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真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最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
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稔熟，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譬如当年改革开放刚刚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稀罕。于是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
而现在呢？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在这帮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
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
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
所以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其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
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变成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他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吗？
终于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这并不是只在教授中有这个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白老鼠一样是在规律中活着。
那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觉得有些听不明白。
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后来才明白，刘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道理同上。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不过我确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都超越不了游戏规则，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
但是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依然希望你不要被记忆和身份束缚，尽情的为自己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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