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同一世纪，有两个来自天竺的僧人牵着一匹白马翻葱岭过西域，来到了东汉都城洛阳，白马背上驮载着经卷与佛像。
僧人西来起源于东汉王朝汉明帝的一个梦，汉明帝梦见有位高大的神人从天而降，浑身金色，头顶散发耀眼光芒，在宫殿上空盘旋飞舞。醒来后，汉明帝疑惑不解，便在朝会时向群臣提起此梦。有大臣便告诉他，在西方有个天竺国，有人得道，被尊称为“佛”，丈六金身，能凌空飞升，皇帝梦见的应该就是这位神祇了。
“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画图形象焉。”（《后汉书·西域传》），
佛教从此传入中国内地，起初并未引起国民的太多注意力。自西域开通后，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均是当时世上最大的繁华大都市，外域人士众多，大家见怪不怪了。对于来自天竺的僧人，汉人视之为会些幻术的平常方士，根本不清楚什么是佛。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还将“佛”字解释为：“见不审也”，意思是没见过不知道。从字面看，“佛”由“人”与“弗”组成，弗者，非也，于是“佛”的定义出来了，佛者，非人也，僧者，曾经是人。
要想扎根，就必须迅速地让人们理解和接受佛教经义。东晋奉佛大家孙绰在《遇到伦》中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认为华夏的周公、孔子与天竺的释迦牟尼佛本质上没有区别，同是觉悟者，只是教内外的名分不同。除了儒，东晋时期道家玄学风行，在早期佛经翻译中，有不少词语直接来自道家。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便有这样的文字：“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他翻译的另外一本《分别善恶所起经》，则有这样的文字：“笃信守一，戒于壅蔽”。无论“清净无为”，还是“守一”，都是《老》《庄》等道家典籍中的重要概念。
入乡随俗，含混合流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但是模糊佛教与儒家、道家的区别，消弱了佛教超越世俗的神圣性，如此下来，佛教只会沦为中国原有文化附庸，这样的结局是佛教不能接受的，佛门有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它要独立地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南北朝隋唐时期，稳住脚跟的佛教回归到以佛教元典来表述经义，启迪众生。上至王侯，下至走卒，皈依者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佛教的流行激起了本土文化的强烈反弹。僧人剃发与不娶，与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不符合。儒家追求成为君子、圣贤，强调成就社会关怀与履行道德义务，而佛教的根本宗旨是教人成佛，所谓佛者就是觉悟者，宣扬出世，与儒家入世相对立。因此，多数儒教学者反对佛教立场。北魏重臣崔浩奚落佛教徒拜“胡神”，向北魏太武帝进言，说佛教虚幻荒诞，在世上浪费财物，损害百姓，应该予以禁除。魏太武帝下发废佛诏书，捣毁寺庙，诛戮沙门，焚烧经像，史称太武法难。后世又有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合称“三武灭佛”。
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斗争中，屡次被灭，但又屡次兴起，有其必然之处。
古代中国是盛行宗法的农业社会，儒家学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等级的协调，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自汉代以后，北方游牧部落对中原的占领，消弱了它的权力基础。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佛教的心性论超越了华夏经典的论述，对追求“治心”的人而言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史学家陈寅格说:
“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都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
你有所长，我则吸收。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有肯定、有否定，有继承、有创新，既非固步自封，也非目空一切，而是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逐渐发展一个更先进的文化。
于是，儒家学者开始承认佛教的“治心”,甚至吸收佛教的心性学说，从唐代韩愈开始，高举“仁”的大旗，重兴心性之学。迄至宋代，理学体系构建完成。几乎在儒家吸收“心性”的同时，佛教吸收儒家“良能”说，提出性觉说，发展出自身特质“禅（静虑之意，即在静定中观察思虑）”，于是中国佛教被称为“汉传佛教”，以示与印度佛教是有所区别的。
至此，儒释道三家都强调以“不昧本性”为共同宗旨，以“直达本心”为修养的共同途径，三家不同流派文化契合、共存。三家共存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不表示三家没有分歧。佛教思想中的的因果报应论、般若（bo re）空论等受到儒家极力反对，双方进行了很多次的辩论交锋，最终以坚持各自立场而告终。和而不同。
佛教的传入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文化吸收，著名史学家陈寅格说:
“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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