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抽烟会误导青少年”本就是个伪命题。
“鲁迅”其实只是笔名，他本名叫做周树人。是不是作为普通人的周树人，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抽烟，但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就不能被允许抽烟？
那么，陶渊明所作的《饮酒》组诗和李白所作的《将进酒》，是不是也应该被下架？假如陶渊明不再嗜酒，李白不曾举杯邀明月，文学史是不是会少了一些趣味？
同为作家的弟弟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自始至终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周作人”。后来鲁迅去世，需要周作人抚养母亲，周作人提及母亲时，也称其为“鲁迅的母亲”。
“鲁迅”其实已经被升华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而非普通个体。他被强加和投影了过多的期待。
而大众最擅长的是，造神，然后毁神，周而复始。
其实，鲁迅也是被特定历史阶段所选中的人，如果把他拽离上海租界和民国文人群像，鲁迅就是抽象的、不真实的。
如果非要把鲁迅和抽烟、饮酒、喝茶、爱吃甜食这些生活习惯相隔离，他也不再是完整的鲁迅。
随着鲁迅文学史地位的确立，他的私人信件也被进行细致研究。在更私人化的日常琐事记录中，会看见鲁迅在“横眉冷对千夫指”以外，所迥然不同的孩子气一面。
鲁迅酷爱日本点心羊羹，类似中国的豆沙糖。“午后得羽太家寄来羊羹一匣，与同人分食太半。”
1926年，鲁迅作《马上日记》，爆料了自己吃柿霜糖的情节。不仅赞美其“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尽管许广平提醒他柿霜可擦嘴上小疮，他原本预计多留些后面生疮时用，到半夜还是抵挡不住诱惑，爬起来又吃掉大半。
原来大文豪也是可以嘴馋的，可是，这又有何不可呢？
当我谈及鲁迅时，我又会想到什么？
将他的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和绍兴鲁迅故居的对证。可以解释：何为遗憾？遗憾，就是人生况味的一种。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录了“迅哥儿”的珍贵幼年时光，在家中花园玩耍，发现了各种稀奇事物，以及到私塾早起念书，在课桌刻下“早”字的经历。
当我们还在幼年时，读到同样记述幼年时光的文字时，很容易感同身受，愿意与小小“迅哥儿”一起仰望高大葱郁的皂荚树，想象被祖屋切割的四方天空之外的广阔天地。
然而当我们长大后，真正来到鲁迅的故居，才发现所谓的百草园，不过是栽着普通花木的小小花园。而三味书屋，除了“三味书屋”三个字比较醒目，昏黄光线下的陈旧书桌，歪歪斜斜躺在尘埃里发着呆。
看到参观孩童眼中不知所措的那一刻，我才明白，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只属于年幼“迅哥儿”的个人经验，也是独属于成年周树人的独家回忆。
往事不可追，文字留下的也并非客观事实，而是情感和心灵的回响。
鲁迅之所以纪念藤野先生，怀念回家探亲归来的阿长送给自己的绣像版《山海经》，纪念的其实是一种激励自己在黑暗中依然能踽踽独行的坚持力量。
他把那些念念不忘的人和事，借由文字，重新组合排列，给它们一个栖息之所，其实是为了让来路逐渐清晰，照亮前行的路。
人都会长大，长大后的我们，虽然也还是会沉浸于鲁迅回忆的真挚诚恳里。但是童年的大门毕竟已经关上了，如何面对当下，则是更为紧迫的。鲁迅后来写的《故乡》，就充满了中年人的无奈与反讽。
此短篇小说收录于《呐喊》，采用了典型的第一人称视角。
以“我”的所见所闻进行叙述，记录“我”的“返乡”之旅。
我返乡主要是为了处理祖屋，接母亲和侄儿同去北京。
在处理租屋的琐碎之中，因不得不与街坊邻居接触，自然而然调动了他幼时的诸多记忆。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对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对比描写，时间的残忍，湮没了少年在月光下刺杀偷瓜之猹的英勇，化为树皮一般粗糙的手、不停的叹息和忧伤氤氲的烟圈。
而他一直在思考，借由文学创作进行思考。
鲁迅的正式社会身份是教育部职员和老师，此外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生存。但他的整体收入也仅限于够日常开支，并无多少富余。
据赵陵江的《也来替鲁迅算账》文中统计，鲁迅一生中收入构成如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15年工资收入占42%，厦门、广州教书收入占4%，上海挂名“撰述人”收入占13%，写作收入占41%。
而他思考的，远不是改造国民性的宏大议题。他早已看清社会的“吃人”本质，才会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他一生无意卷入任何党派，但又能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保持思想的自由与独立，与各个阶级的人都能友好相处。
他不遗余力提携后辈，临终前也会叮嘱孩子，不要做空头文学家。
他思考最多的，其实是人该如何过好这一生。
而他的思考都凝练在文字里，等待与你相遇。
“鲁迅”本就是笔名，想要感受他思想，最笨拙的办法是回到他的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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