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于9月8日在“私募资产管理百人论坛”上发表，截至9月10日，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规模较2015年年底实现增长4.9%，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达到54.09万亿元。
细分来看，公募基金规模11.20万亿元，较2016年底增长22.3%。私募证券和私募股权基金规模10.25万亿元，较去年底增长31.2%。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资管业务发生较大调整，其中券商资管业务规模17.67万亿元，较去年底增长3.8%；基金公司专户规模6.53万亿元，较去年底增长2.7%；基金子公司专户规模8.22万亿元，较去年底减少24.7%；期货公司资管业务规模2155亿元，较去年底减少24.3%。
洪磊向招财金服记者表示，2016年以来多个领域从严监管政策初见成效的同时，也带来存量调整，并产生新的压力。如被动调整导致部分资管产品流动性风险加大、资金成本抬升导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难加剧等；监管套利、资金空转、基础资产不透明、受托责任与风险管理责任不清晰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行业发展转型任重道远。他认为，私募资管行业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信托与委托关系不清晰，部分行业实践脱离了信托关系的有效约束。在实践中，部分私募资管活动以合同约束代替信托约束，仅履行合同事先约定的责任而未履行信托义务要求的持续性责任，是行业乱象频生的重要原因。
二是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不清晰，监管重心与实践不匹配。资产管理监管的重心是资金的获取与运用，实践中，很多基于单一项目融资需求以资产管理的形式存在，基础资产的信用状况、收益能力及基础资产转化为可投资标的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等融资端的监管超出了资产管理的监管范围。当资产管理“兼营”投资与融资活动时，必然产生监管空白和套利，从而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
三是市场化信用机制不健全，“信用依附”削弱“风险自担”的投资文化。实践中，交易对手的选择、交易机制、风险定价等行为仍过多地基于“牌照信用”、股东信用，甚至国家信用建立行为规则，个体信用约束严重不足。在资金端表现为“刚性兑付”产品从银行延伸至信托、资管，在资产端表现为对基础资产缺少正确的风险定价，“风险自担”约束达不到实效。
洪磊表示，上述三方面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既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带来系统性风险隐患，也模糊了功能监管的边界，使监管协调变得更加复杂、低效。
从广义上看，资产管理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资产管理活动，都具有信托关系所要求的基本特征。洪磊称，信托与委托关系不清晰，使部分行业实践脱离了信托关系的有效约束。
据了解，信托关系所要求的基本特征有四个方面。一是资产管理人是用别人的钱进行投资；二是管理期间管理人拥有完整的资产处置权，资产脱离了投资人的控制；三是投资人基于充分的信任将资产处置权交付给管理人，这种信任是动态的、变化的，信任持续的基础是管理人能够专业、尽责地对待受托资产，不是私人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合同关系；四是投资人风险自担，如果管理人承诺无风险收益，那么本质上就成了信贷管理而不是受托管理。
相比而言，委托关系只要求双方忠实于事先的合同，只要不存在欺诈或重大过失等限定性条件，管理人在持续性管理运营中，并不承担忠实于投资者的法定义务，尤其是将投资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义务。
洪磊认为，在委托关系下，对投资人保底保收益、设置优先劣后份额并将投资管理权限转让给劣后份额、通道式管理等均具有意思自治的合法性，与信托原则有根本区别。但在实践中，部分私募资管活动以合同约束代替信托约束，仅履行合同事先约定的责任而未履行信托义务要求的持续性责任，是行业乱象频生的重要原因。
洪磊还表示，资产管理监管的重心是资金的获取与运用。实践中，很多基于单一项目的融资需求以资产管理的形式存在，基础资产的信用状况、收益能力以及基础资产转化为可投资标的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等融资端的监管超出了资产管理的监管范围。当资产管理“兼营”投资与融资活动时，必然产生监管空白和套利，从而增加金融系统性风险。
洪磊指出我国资产管理行业规范化进程中存在信托与委托关系不清晰等问题，需以信托文化统领资产管理供给侧制度改革，从法律、监管、信用三个方面着力系统化解市场制度与市场行为不匹配的缺陷。他同时指出，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行业改革三项任务统筹谋划，落实到位，在恪守行业本质中创新发展，是资管行业发展转型的必由之路。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