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收看作家出版社的直播才知晓这本书，正因为是同龄人写的同年代事情，勾起了我阅读的兴趣。当我合上书最后一页，突然想起了冯小刚拍摄的《芳华》，这是围绕陕西一个基层煤矿宣传队所发生的故事。当年那些队员早已是奶奶或外婆，但是读了刘庆邦的文字，似乎她们又回到了今天，青春岁月，一个个那么鲜活，那么诱人。
第一次读刘庆邦老师的作品，一上来就被他的短句给吸引了。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是干净利落，可以说没有半个无用的字。同时，每句话中都会有不经意的比喻，是那种生活中脱口而出的来自百姓的比喻。
印象最深就是“人小鬼大”的华春堂。她的出场并没有敲锣打鼓，而是在描写姐姐华冬梅与华妈妈关于端午节包不包粽子和谁与妈妈合睡大床中，让读者自然而然觉得这个二姑娘不一般：有主见，有思路，有担当，并慢慢被她后面将会发生什么而吸引着看下去。华春堂一生挫折颇多，但都凭着她的机灵闯了过去，但是命运还是给她留下太不公平的结果。我想这绝不是作家的故意，而是现实的残酷。它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一个出身低微的孩子，要出人头地该有多难：她不但要克服家中父亲工伤去世，自己男朋友不幸遇事故死亡的境遇，还要克服身体瘦小找不到心意的男朋友的难题。这样的女生假如没有作家的亲身接触经历，是不会去刻意去写。而社会上恰恰有着众多这样的人在你的身边，过去也许不注意，但是读了这部书，你会开始留意起来。
在那年代，工作服穿的一样、工资领到的一样，住的工房一样，人人思想要求的一样，不允许有任何异样的年代，怎么把人物中人性的差异自然而然地写出来确实很难。刘老师完全靠精细的人物刻画撑起了这本小说。
刘老师首先抓住出身成分的差异来写（成分对没经历过的当代年轻人来说匪夷所思）。华春堂就是靠着家庭成分好，一路闯五关斩六将走过来，其他出身不好的，比她漂亮，比她有水平的新矿工都自觉低头让路。其他还有工种的差异、地域的差异、性别的差异、身体状况的差异、情商的差异、文化高低的差异，甚至文艺天赋的差异刘老师一个一个通过矿区宣传队这个平台描写出来。华春堂有两处情感，特别欣赏被刘老师出人意外地细腻表达了：给魏正方叠被和接近“走资派”子女周子敏。但是再一次吸引读者思考，这样很有心机的的人，在人生道路上究竟是春风得利还是得不丧失？
青春离不开爱情，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女矿工，无一例外遇到了人生的一道坎。华春堂想找一个郑州来的知青李玉清，谈得也差不多了，但突然遇事故身亡，她想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农村来的魏正方，曾做过宣传队队长，但是他嫌她个矮。最后，她赌气找一个一米九打篮球的卞永韶。每一段故事都是贴心贴肺，看得出华春堂一直在努力，想通过婚姻迈上一个台阶。这在那个年代太正常，太普遍了。
刘庆邦这本书肯定会触动某些人的神经，因为他写的就是当时整个中国氛围下的百姓生活。看完第四章：“矿️上成立了宣传队”，让我一下子回到了七十年代初。文艺宣传队在那时非常吃香，一方面是年轻人向往的地方，可以施展才艺，抒发革命感情，又可以脱离艰苦的一线劳动，另一方面从上到下抽调队员也具有极大的权威。记得那年全国性地追查社会流传《红都女郎》手抄本，我是东北一家物资机构派驻上海的代表，接到公司一份电报，“速回！买不到卧铺，坐硬席立刻回来”。两天后到了当地，马上属于审查对象。好在我的人缘不错 ，有人悄悄提醒我，谁问你《红都女郎》在上海的情况，你都回答没听说过。结果两天过去，还没人找我谈话，又不能随便离开。恰巧地区文工团也有上海知青，知道我回来了，告诉说，他们排演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正缺小提琴手。我说不行啊，我还没谈话走不了，他说没事，我让团里给你们局打个电话，我们要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我说行吗？他说试一把。果然第二天早上，局政工组组长招呼我，说地区文工团要借你去排练，你上海方面听到什么？我说啥也没听说。三句话结束，我就去了地区文工团。心想真是因祸得福，一辈子没进过正规乐队，这次查谣言，让我在里面过了半个月拉小提琴的瘾。
没有《女工绘》中这段宣传队故事的描写，自己这段经历也就永远烂在肚子里。这是一段难忘岁月的难忘情，有了《女工绘》，就可以传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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