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初中和高中时，只要回到家，就常躲到楼上做作业或看书。有时累了困了，就会翻看樟木箱里，摞放了很多年的英语书。书的封面都已泛黄，扉页有蓝墨水写的名字：肖菊兰。
长姐如母，姐姐是在我们四姐弟中排行最大。我的父母对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只要子女想念书，一般都会是尽最大努力做到的。这一点，比起同时代周边的其他家庭相比。我们家念书都是比较多的。
大哥十五岁才小学五年级毕业，实在不好意思再念下去了。二哥也是初中毕业后，又重新复读了一个初二、初三。仍没有考上，然后再去市内学习了一个修自行车的技术，八十年代末，那个时候很吃香。
大姐年长我十岁，是当时少有的高中毕业生。只是因为那时水西中学的高中是二年制的，到高二才开始学习英语，一股脑儿接到了十多本英语书，结局可想而知。
姐姐后来那摞英语书一直锁进了樟木箱里，那也是姐姐的骄傲——虽然英语分数并不高可能距及格还有段距离，但那也是全班第一。
想起姐姐读高中，我就想起那时我的一个丑事，那年我顶多六岁，具体的不记得了。那天上午，也可能是下午，我跟二哥一起去水西中学送菜（可能是榨菜，也可能是霉豆腐）给姐姐吃，在上二楼的楼梯上，迎面遇见的老师中山装口袋别着钢笔，老师问我们，是要送给谁的。二哥还没有来得及回复，我抢着回答道：“是要送给姐姐的。”“那你姐姐叫什么名字？”老师又问，“姐姐就叫姐姐。”我回答。二哥涨红了脸，老师笑得钢笔都滑出来了。后面整整一个月，我都赌气没有喊姐姐了。
大姐高中毕业后，父母仍没有让她在家务农，而是找舅舅帮忙在新余市的一个糖果厂上班做临时工。
姐姐后来经堂姑介绍嫁到周家场里去了。可能第一胎生了个女儿吧，就没有讨得公婆欢喜。
她的婆婆是个人高马大的人，也可能仗着儿子比较多且势力大吧，在村里也是出名的刺头。
姐姐虽然不是娇生惯养，毕竟读书时也有出工赚工分，后来分田到户也常有帮父母做农活干家事，但也毕竟不是天天务农之人。
只要什么事没有如婆婆的意，就要打姐姐，姐姐那娇小的身躯自然不是她婆婆的对手，为此没少挨打。
姐姐的苦难，或许有我的一份“罪”。
初中起我就有寄住过她家，高中三年更是全靠她的照料。尤其是生病那几年，每日汗湿的衣裳堆成小山，姐姐的手在冷水里泡得发白。
母亲时不时捎来猪肝、瘦肉，姐姐就守着柴火灶在熬汤，时或还有自家的鸡蛋打汤。
我像株病恹恹的豆苗攀附在姐姐身上，吸吮着她本就不多的光热。那些年她手背上被婆婆用火钳烫出的疤痕，和我发烧时她连夜换下的湿衣裳，在记忆里发酵成同一种苦涩。
姐姐又是个比较息事宁人的人，就算是挨了婆婆的打，以为忍忍就过去了，也从来没有跟自己的父母诉过苦。反而却换来更是无尽的痛苦。
甚至三年后生了儿子，也没有见到好转，可能是暴力已成家常便饭了吧。
直到有一天，那天母亲去姐姐家，可能这天实在被打狠了，表情自然会有不同。母亲问姐姐，她仍没有说真话，但后来母亲是去问邻居等旁人才得知事情的真相。
然后母亲就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听就火了，然后就喊上大哥。大哥虽然在外面可能比较生猛，但在家，是非常尊重父亲的——虽然年青时，也有跟父亲起过冲突，但那是年少不懂事的往事。
据后来大哥回忆，说父亲走到他的房子前面，看到大哥，只是喊了一声：“夏清——！有空吗？！”
大哥一听就知道父亲喊他要外出出力了，因为以前这样的事也发生过一次。
那次是罗坊的小姨夫及他儿子欺负我二哥及二嫂（二嫂是小姨夫妹妹），那次如果不是大哥在，二哥可能都要把命留在罗家村了，后来大哥打得他们全家喊饶命才罢休。
大哥跟父亲去到周家场里村，父亲开始是跟姐的公婆理论的。大哥正在上厕所，出来时，正看见姐姐的公公举起锄头朝父亲后脑勺抡，这下如果打实了，命哪里还在？
只见大哥跃将起来，把那公公带锄头踢的老远，半天没有爬起来。
然后姐夫的二哥赶将过来，想替父报仇，姐夫二哥也很是高大（1米75左右），可能在村里也比较有名吧。但哪里是大哥的对手，大哥这次也没有客气，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本身也是对前面的事后怕，肯定要出口恶气。
这件事后，姐姐的景况是否有所好转，姐姐也一如既往地没有跟父母兄弟说过。
而我，也从来没有观察过这些，就算发生了大哥出手打抱不平的事，我也是很多年后听大哥说起才知道的事。
姐夫在姐姐被他父母欺负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出过面，帮过姐姐，可能是个愚孝男吧。这时也没有出来帮自己的父母或兄弟。自始此终都没有出现过姐夫的身影。
姐姐后来常说，姐夫是捡了一个爸爸做，因为一双儿女，都是姐姐抚养长大的，包括学习辅导，开家长会，都是姐姐自己处理的。从来没有麻烦过姐夫。大概是搬家到市内居住，买房子，这些大事，姐夫才会出现吧。
直到亮亮结婚时，当司仪高声宣布“新郎新娘都是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时才得知真相。我的那些叔叔阿姨们惊得自己筷子都掉了，然后像是自言自语地问“怎么从没有听你们说过？”
面对亲戚的惊叹，姐姐只是抿嘴笑了笑，轻轻抚平旗袍上并不存在的褶皱。这个用肉身接住所有苦难的女人，此刻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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