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回家的路费

174年前的一天。

他忧心忡忡，踌躇满志，思虑着已经有十年多未曾回到家乡。这些年，祖父祖母先后去世，也都没能参加他们的葬礼。

离家越久，也越来越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心中想要回家探亲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当初高中举人进士来到朝中想要为国家多做些实事，升了官却郁闷了。

因为他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

他是曾国藩，当时的职务是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职级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

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

道光后来选咸丰当皇帝，是因为他认为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中的“贤人”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

道光不知道大清已经不是守成之世，矛盾丛生，这个成，已经守不下去了。还有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

咸丰继位后也是一股子冲劲，事实证明他只是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其实内心敏感而自卑。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

当时朝中官员最明显的就是遇事退缩，大家你推我推，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

还有务小不务大，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很用心。

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多少人敢想。

曾国藩作为礼部的“副部长”，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没有任何帮助。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他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

曾国藩的最佳拍档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太难受了。

他多次萌生退意，打算一年内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

早在道光末年，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一千，归家则途费接礼又须数百，甚是难以措办……”

在大清王朝做到了“副部长”，却拿不出路费钱，还欠了钱。现在看来，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究其原因就是清朝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军队也是“低饷制”。

结果很多官员大搞灰色收入，士兵们做小买卖，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

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

普通军人就开展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

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心思好好打仗。

军官则玩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赚钱，甚至还出军舰为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

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曾国藩后来创办的湘军，也就是反思了正规军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规避开来，才拥有了非凡的战斗力。

现在的我们，不论去哪里工作，只要没被坑蒙拐骗偷，基本上不会遇到174年前副部长没有回家路费的窘境。

曾国藩后来回家是因为母亲过世，才得以回到家乡守孝。

曾国藩这一段因为囊中羞涩被耽搁的探亲之旅，说明了经济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是极其现实的问题，但它与曾国藩立志以圣人标准严以律己相比，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无形的总是比有形的更厉害，不然历史书上不会让人学习曾国藩，而是当时最有钱，活得最滋润的那些人。

我们只会仰视那些在平凡日子里做成了事的强者，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