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就是宗族意识的建筑形式。
祠堂，又称祠庙、祠室、家庙、宗祠，是宗族成员祭祀祖先的场所，祠的本义正是对祖先的一种祭祀的名称。祠堂的兴起，与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演变联系密切。
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在对祖先的祭祀上的体现尤为典型。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 庶人祭于寝。”可见，在祖先祭祀上，不同等级的人，在祭祀的对象、地点等方面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庶人的老百姓是不能设庙的，不允许有作为独立祭祀祖先场所的祠堂只能在寝堂里祭祖。
而民间的祠堂从西汉时期才开始出现。汉惠帝时，为汉高祖 在陵墓区设立原庙，以便举行祭奠，结果引起官民的模仿，许多官员与豪民也开始在墓地建造祠堂。汉代的祠堂是建筑在墓前的祭祀场所，古代墓上建筑称“堂”，而祭祀祖先的春祭称“祠”，这种祠堂称为墓祠，与后世的祠堂并不一样。
墓祠是为特定的个人建造的，子孙祭扫也只是对特定个人的 礼敬。汉代的祠堂因多为石质，又称石室。祠堂后来受到了非议，认为祠堂的建造违反了庶人在寝堂祭祖的规定，因此，到了晋朝，政府正式下令禁止祠堂的建造。除了少数有资格建家庙的贵族高官，普通人家只能重新回到寝堂祭祖。
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为魏公，便以“魏公”的身份，比拟诸侯礼而建五庙，此举开创了魏晋以后官员按照官品等级建立家庙的先河。北齐的河清令规定：一、二品官可拟诸侯例建家庙，三、四、五品可拟卿大夫例建家庙，六、七品可拟士例建家庙，而八、九品官与庶人则只能在寝堂祭祖。
到了隋唐时期，则规定五品以上才可以建家庙，而六品以下官员至庶人只能“祭祖祢于寝”。唐代的家庙大多建在京城长安，往往官员在外地当官，家庙却建在长安。大量家庙集中建在长安，甚至建在皇城附近，引起唐武宗的不满，因此在会昌年间曾三次下令禁止在长安城建立家庙。
经过五代时期的战乱，唐代的家庙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宋朝政府多次试图恢复家庙制度，但社会反应冷淡。
随着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传统的祭祀制度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和建议。与宋代家谱以尊祖敬宗收族为主要目标相适应，理学家们也希望祭祖能承担同样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纷纷提出改变原来等级森严的祭法。著名理学家程颐认为，不准官民祭祀五代祖先是不合宗法和情理的，不利于孝道伦常的实行，应该允许平民祭高祖、曾祖。根据当时的朝廷定制，程颐的宗族是不能祭五世祖的，程颐却不管不顾，私自祭祀五世祖。朱熹也积极响应，提出民间祭五世祖不能算僭越违礼。
宋代当时民间还有祭始祖的现象，按照常礼的规定，祭祀始祖是天子的特权，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祭祀。对于民间出现的祭始祖现象，朱熹则提出可以顺从民俗。当时，一般家庭大多在正厅置祖先牌位祭祖，而士大夫与富裕人家则在悬挂有祖先图像的影堂祭祀祖先。这种影堂也被称为家祠堂。到南宋末年，个别地方出现一种新型的宗族祠堂，称为族祠。族祠成为族人祭祖的场所。
明朝初期，尽管官府公布了新的家庙制度，但民间建置祠堂及追祭远祖的违例事例却层出不穷。嘉靖十五年 (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建议允许天下士民祭祀四世祖，同时允许官民在冬至日祭祀始祖。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这种诏令将天子独享的祭祀始祖的特权推恩至天下百姓的做法，在祭祀制度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此后，大江南北的家庙、祠堂遍地林立，建立在联宗基础上的宗族祠堂大量出现。随着祠堂的发展与普及，明清以后，祠堂已经不仅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是与家谱一起成为宗族最重要的象征和宗族的代名词， 成为宗族集体活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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