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批判儒家崇尚礼教是否妥当

【五四时期对儒家的攻击】

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陈独秀也说过：“儒教之精华曰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些三十出头的领军人物们，对孔子及儒家大加攻伐，其矛头所指便是“礼教”，甚至将其形容为“吃人的礼教”。

其实，当时的人们已不再关心如何使天下有道、如何使人类社会进入理想的状态这些根本的大问题。那场运动最后变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发泄，国人在受尽凌辱之后将恼怒发泄在儒家和孔子身上，由学术探讨转变为对孔子的人身攻击。那些手擎民主、科学大旗的健将们所写的文章，若不是将孔子称作“孔老二”，那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发表。

陈独秀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是：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

欲使天下有道，有中国孔子之道，有西洋之道。中国曾强盛一时，孔子之道行于中国两千余年，影响及于周边数国。不期清末以来，西洋人国力远胜中国，西洋之道便后来居上，渐渐广布人心。本来，学术的优劣与国力的强弱没有必然的联系，孰强孰弱，都是时也命也运也。当时的中国人心向民主，志在科学，一心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这便是选择了西洋之道。本来，迫于形势放弃孔子之道，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当时的人却已忘了“天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道理，非要在二者之间分出个高下。

陈独秀的话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若不先将孔子之道、儒教之礼贬损得体无完肤、一文不值，西洋人的平等人权的观念，就不可能流行，就不可能深入人（多为困而不学的民）心，西洋之道便不可能行于中国。今时今日，“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确实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西洋之道却未能真正行于中国。

02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因：就也，依也，仍也，袭也。因即指根据所处的环境，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如成语因地制宜，因循守旧等。这里指殷、周因袭前代之礼，并适当加以损益。

世：从后面孔子所答夏商周三代相因，可知“世”是指改朝换代而言，即易姓之谓也。

百世：如果以一个朝代平均两百年来计算，百世，则是两万年了。孔子以为，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世事如何变迁，即便是万年之后，中国的典章制度，也不会变到哪里去，仍可以推知。可问题是，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是不是孔子当年所推测的样子呢？李鸿章说清末之时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不是否定了孔子的推断呢？

今天的中国，依兄弟愚见，孔子之道与西洋之道仍在周旋博弈。孔子认为：“继周”之朝代，虽百世之后，我们亦可知其所行之礼。今天距周朝，仍未超过百世，当时的礼在今天仍未完全消失，孔子之道亦幸免于泯灭。没有泯灭，那孔子之道在哪里呢？依子贡的观点，是“在人”，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至于孔子之道与西洋之道谁胜谁负，这样重量极的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则完全超出了兄弟能力之所及，我怎敢妄言？兄弟不才，只不过自许为是一个识其小的不贤者而已。

【古人对儒家及崇礼之攻击】

不独近代，对孔子和礼的批判，古已有之。早在百家争鸣之时，其他学派便指责孔子及儒家过于崇礼，如下面的两个例子：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

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

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後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

——《孔子世家》

前面分析过，《孔子世家》所记载的这些批评孔子的话，《晏子春秋》和《墨子》均有记载，言辞大同小异。所以多半不是真的，或许是别人假借晏子和墨子之口来表达对孔子的不满。

前面还分析过，历史上到底有无老子其人，也是个疑问，所以他对礼的批评，更值得怀疑。但是，这些对孔子及儒家批评，代表着一种观念，而具有这种观念的人，从古至今，不在少数。所以，晏子和老子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些话，不必深究，有必要加以探讨的则是对孔子及儒家批评是否妥当。

【反驳老子】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

老子认为，人们过于守礼崇礼，便会只看重表面上的礼仪形式而缺少忠信的美质，这正是天下陷入混乱无道的开始，首者，端也。

前面分析过，孔子的礼有三层含义，而老子所谓的礼仅是指仪文之礼，而这不过是礼的最表浅的含义。对约束人们各方面社会生活的仪文之礼过于崇拜，过于看重，时时处处讲礼守礼，就会导致人们只做表面工夫。凡事样子做的很足却忘了礼背后的精神和原则，忘了制礼的根本目的。老子的话没错，这种弊端确实存在，而且，过于崇礼而导致“忠信之薄”，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是礼，任何一种制度、政策或是规范，不论涉及整个天下或是一个地方。过度严格地执行某一制度，都会使人疲于应付，从而流于形式，忽视了建立这种制度的初衷，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但是，老子称礼为“乱之首”，这就有点儿过了。礼本来就是使天下达至有道，使人们规范有序的工具，它怎么又成了使天下衰乱无道的罪魁祸首了呢？如果因为礼会导致“忠信之薄”就完全将它废弃，这不是因噎废食吗？如果真的没有了礼，这个社会如何运转？不知老子他有没有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老子的《道德经》思想深邃超绝，这没错。但兄弟认为，它只适合那些聪明绝伦又清高自傲、不愿与俗世同流之人。《道德经》中，老子总是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嗤之以鼻，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好。这个毫无必要，那个可笑至极。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言辞犀利、透彻，甚至十分刻薄。可是，这些话对于使天下有道的实践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他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我就要问了，具体怎么做才算是不尚贤？怎么做才是不贵难得之货？不要仁义，民就孝慈？不要巧利，就不会有盗贼？这些话充满智慧，可是一点操作性都没有。仁义是儒家的提倡，而尚贤又是墨家的主张。这明显是针对儒、墨两家而言，而墨家的出现在战国，晚于老子，老子他竟会未卜先知，算出了若干年后会有人主张“尚贤”而预先对其加以批评？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道德经》并不是老子所做，如果历史上真有老子这么个人的话。

老子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我听过的牛皮吹的最大的一句话。不要说治国平天下，就是齐一个数口之家都会让人焦头烂额，老子竟把治大国说得如此轻松！我想，若是春秋之时让他去治理一个小邑或是一个诸侯，他不见得做得有多好，或许与孔子比差得远呢。纵使历史本无老子其人，纵使《道德经》为后人假托，但书中的观点在人群中很有市场，所以兄弟不得不为之一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文质彬彬】

过于崇礼会导致“忠信之薄”缺少美质，针对这一弊端，孔子早有察觉，并时刻教导弟子要文质并重。

0618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忠信等各种美质。

文，仪文之礼也。

野，鄙俗粗野，即刘向所谓的“易野”。

史，掌管书册文案的官职，负责记事记言、占卜以及祭祀礼仪等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史官只是其负责的一个方面。从事这些官职的人，只重书册仪文这些形式而忽视了其代表的原则和精神，知其文而不知文之实， 所以叫文胜质则史。

彬彬，《说文解字》作份，俗作“斌”，许慎将其释为“文质备也”，即是文质各半，二者俱全，不偏废的意思。刘向所谓的“文质修者谓之君子”就是“文质彬彬”的最佳注解。

0602仲弓问子桑伯子。

子曰：可也，简。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

子曰：雍之言然。

这里的子桑伯子到底是谁？前人没有定论。有人说是《庄子》里的子桑户，他是孔子弟子琴张的朋友。也有人说是秦国大夫，与百里奚同时。仲弓后面说到“以临其民”，可见他一个卿大夫。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搞清他是什么人，他的身份与孔子、仲弓谈论的主题没有多大关系。

简是什么意思？居简和行简又是指什么呢？简者，简易、朴素、不繁之谓也。在什么方面“简”呢？是指各种礼仪节文。居简，即是平日居处之时，不讲究礼仪节文，穿戴朴素简单近于粗野之民，不要求言谈举止都要符合各种繁文缛节，如孔子“居不容”。

行简，是指临民为政、发布命令、役使民众之时，不讲究礼仪节文，不要求凡事都要符合依照各种繁文缛节，能宽省则宽省，能简略则简略。敬是简的反面，居敬则是指卿大夫居于上位之时，动静之间皆有恭敬有礼，凡事不能过于简略随意。孔子只是简单地认为子桑伯子“可也，简”，但是仲弓却更为具体地分析道：他“居简而行简”，就过了。大，太也，大简即是太简。孔子听了他的分析，很认同，说：冉雍的话说的很对。

《说苑》里有一段记载：

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

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

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

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

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

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

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

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天下为无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讨之，讨之可也。当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

雍之所以得称南面者，问子桑伯子于孔子。

孔子曰：“可也简。”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

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

《说苑》的作者是西汉时的刘向，就是刘歆的父亲。这本书对于孔子之道，在理论上多所发明，但于具体的史实考证方面，有所欠缺。如上面这一段文字，对于《论语》的0601和0602两章，有很精辟的解释，但是，子桑子到底是谁，孔子有没有见过子桑伯子，他们二人与各自的门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上述一番对话，这都是问题。

兄弟认为，刘向所说的孔子见子桑伯子这事，纯属杜撰，这完全是他根据《论语》中孔子与仲弓的对话而臆想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子桑伯子到底是什么人，尚无定论，这前面已经讲过了，他是否与孔子同时，还不一定。

其次，孔子去见子桑伯子这件事，见证人是谁？此事是谁传下来的？这也是疑问。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子桑伯子与门人之间的对话，这个见证人都听到了，那么他必然是与孔子、子桑伯子关系都很亲密，并且孔子、子桑伯子二人与门人谈话时恰巧又在旁边，历史上存在这样一个见证人的机率几乎为零，所以我绝不相信此事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

兄弟前面说过，对于今天现存的孔子言行的记录，我们择取时要慎之又慎，上面便是一例。说苑对孔子之所言，阐发的很到位，但其所依据事却不是史实，吕思勉先生说古人轻事而重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不过，事实虽然不可靠，但刘向所说的“文质修者谓之君子”绝对符合孔子的一贯主张。

0802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恭、慎、勇、直皆是美质，但还须文之以礼，不能有质无礼。

1518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以义为美质，然后行之以礼，也是文质并重的意思。

1208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卫国大夫。

质，名词动用，拥有美质，即仁义忠孝智勇德等等。

何以文为，正常语序应是“以文为何”。

驷，四马所拉的车。

鞟，通鞹，两个字皆读作扩，皮去毛为鞹。

棘子成说，君子只求质美即可，要学那些礼仪节文有何用？子贡说，您这样评说君子，真是可惜啊。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您说的话，再快的马也追不回来了。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对于一个人来说，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子贡将皮比作人之质，将毛比作礼文虎皮豹皮比狗皮羊皮纹理漂亮得多，但若是去了毛都一样，看不出区别。一个人要文质皆有，才可称为君子，才比那些有质而无文的人强。所以说，认为孔子重礼而轻美质，是不客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