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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疮术后复发已有十余年时间了，刚复发时偶尔会出现便血现象。我一直纠结于是再次手术，还是保守治疗？手术治疗的话，术后恢复期很麻烦，每天要好几次用药水清洗患处，然后涂抹药膏、包扎，更要命的是恢复前期，麻醉药效过后的那三四天，剧烈的疼痛叫人难以忍受。我在98年曾做过一次痔疮手术，术后那三四天小便时，我站在小便池前，根本不敢用力，稍一用力就钻心的疼痛，我能做的只有“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保守治疗更是治标不治本，迟早还是要重新回到手术台的。
这不，在纠结中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近三四年，每次上厕所都是一种煎熬，马桶壁上都是喷洒状鲜血，甚至连马桶盖、马桶坐圈上都是飞溅的血滴，马桶里面更是像杀了鸡鸭一样，全是鲜红的血水，非常恐怖。外用内服的药物对我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效果，连标都治不了了。前些日子去验了血，发现已经出现贫血症状，我的痔疮已到了非手术不可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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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在微信上预约了附一医的一个主任医生，医生姓左。一番检查后，左主任很惊讶，“都这么严重了你居然还能熬住？”他随即转头对身边的实习生说，“在5月3日预约一个号，过来做术前检查，马上手术。”语气很严肃，让我不容置否。
手术被安排在5月8日的第二台，5月7日上午10时许，我正在上班，医院里打来电话，让我下午3时前马上到医院办理住院手续。接电话后，匆匆忙忙办理好单位的调休手续，我连家都来不及回，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充电器等都没带，只拿了手机直接赶往附一医。医生在谈话中告诉我，第一台是个大手术，估计要到下午2点才能轮到我，手术需要全身麻醉，一般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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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那天上午，我早早的根据护士的要求，换上了医院的手术服，满腹忐忑地躺在病床上等待手术。12时，一位男护工来到病房，让我马上去手术室，我便跟着他到了手术区。手术区在住院部3楼，走廊前头守着几个保安。手术区允许一个家属入内。妻子因为上班，没能请假，我通知了父母和女儿，此时他们都还在来医院的路上。保安让我先入内，答应到时候会让他们进去一人，还做了登记。穿过走廊，眼前是两扇大门，那些被允许进来的家属只能停留在大门外面，他们可以通过墙上的显示器关注自己亲人的手术进程（外面墙面上也有同样的显示器）。
我被男护工带进大门。他指令我躺在一张推床上，并将我推进一个大房间里面，靠墙停放好推床。几个护士一拥而上，绿色的口罩后面传来了一句句嗲嗲的话语，叫名字呀？做什么手术啊？有没有药物过敏？有没有佩戴首饰、假牙……声音煞是好听，我提着的心也稍稍放下了一些。护士在确认我身份后，又为我挂起了葡萄糖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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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头偷偷瞄了一下两侧，房间很大，足足有2、3百平方，中间是两排办公桌，两边靠墙面位置停放着2、3十张推床，每张推床上都躺着一位等待手术的患者，统一头靠墙面，戴着纸帽，身上盖着花被子。不时有护士走向那一个个患者，询问声此起彼伏。等待中，我左右两侧的患者一拨接一拨被推出房间，又一波接一波被推了进来，唯独我一直躺在原地，没人理睬。我心里有些许焦虑，又有些许释怀，有些许煎熬，又有些许期待。我害怕她们将我推出房间，又盼望她们快点将我推出房间。既然手术那一刻是迟早要来的，与其在矛盾心理中焦急等待，还不如早点结束这种状况。
我大概等了一个来小时，终于等来了两名护士。又是一番身份、手术项目、特殊情况的核对和确认。我突然得知，医生给我开了头孢注射液。我赶紧告诉护士，两天前我连续喝了三餐白酒。都说头孢和酒精会产生致命的“双硫仑样反应”，我可不要因为做个小小的痔疮手术而丢了性命。吓得护士小姐姐赶紧给医生拨打电话，告知我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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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将我推至手术室门口，交由下一拨护士。又是一番身份核对。几个小时里，我至少五六次回答了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手术，有什么特殊情况？确认无误后，手术室的门被缓缓打开。里面又是一条走廊，走廊顶上挂着手术室的指示牌和走向标志。我推床床头的药水管子上挂着一个“C31”的黑底白字牌子，我想这大概就是我手术室的编号吧。果然，护士将我推进了标有“C31”牌子的房间。房间里，2名穿着墨绿色衣服、戴着墨绿色帽子的医生正在忙碌着，整理着什么，这一次她们倒没有跟我核对身份了。
推床停在了手术台边上。手术台的床位不大，跟推床差不多，顶上是三个黑色的、60厘米左右直径的圆盘样的东西。我猜想它们是手术灯，但又觉得不大像。边上是一个仪器台，从地面直通吊顶，上面放置了各种仪器，连接着一根根管管线线。一个医生让我躺在了手术台上，并在我腹部位置系上一条固定带。一名站在我脑袋一侧的医生在我身上贴上了几个仪器接线电极，又从仪器台上拉过一个呼吸面罩罩着我的嘴巴和鼻子，我慢慢失去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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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一只手在轻轻拍打着我的身子，“喂，醒来，醒来，该回去了！”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又躺在了推床上，已置身于手术室外的房间里，边上围着三四个医生和护士，他们都低头看着我。其中，有人问我感觉如何，身上有没有疼痛，头有没有晕？另有一人对着仪器在叫，“他血压很高，快给他降压。”一名医生拿来一管药水，注射在了我挂着的药水管子里。我问医生:“这是降压药吗？”医生点点头。几名医生又分别问了一些问题，观察着我的状态，觉得我没有什么异常了，便让护工将我推回病房。
手术区的大门缓缓打开，我看着外面走廊上的自然光亮，仿佛自己经历了一场与死神的抗争，自己又获得了新生；又仿佛自己只是午间小憩，刚刚眯了一小眼又醒了过来。此时，女儿从走廊一侧向我奔来，她蹦蹦跳跳，一脸欢畅，嘴巴里还欢快地说着:“爷爷奶奶还在外面等着呢！”我转过头，走廊的尽头正是我父母焦急而期待的目光。
2025年5月10日于附一医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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