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医生确诊之前，其实他也没怎么仔细去想过“死”这个概念。但从《死》一文中还是表达出了他被确诊后心绪不宁的感受。他说：“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 了。” 他也想过写份遗嘱什么的，但却自嘲道若自己是什么达官显贵又或腰缠万贯，儿女以及其他家属想必早已逼我写下了遗嘱。而如今却也无人提及，但我还是想写下点什么，虽然不算得上是遗嘱但也是几句话想留给家属的。其中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是他交代了后事的处理方式，不要大操大办。“收敛，埋掉，拉倒”就是他想要的。他活过一生直到死也不追求徒有外表的功名利禄，也不希望有人能虚情假意的对他高歌称颂又或是自己的大名事迹流芳百世。林语堂说孔子和秦始皇都不及鲁迅的万分之一。孔子穷其一生只为传道授业解惑于《论语》二三万言而已；秦始皇虽建下丰功伟绩，但却临死之际还想着长生极乐，万世不衰，最后却也只是碑石亦已一字不存。
“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暝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有些人看似忙碌一生创下丰功伟绩，但却也只能是引起一时的哗然，待一切过后仍风平浪静无人问津。而鲁迅却不是，他用自己影响了新中国的前世今生。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他就是司马迁笔下呢个死后仍重于泰山之人。
鲁迅先生果敢刚勇，毫不顾忌他人如何对他品头论足的性格，也是尽现于林语堂笔下：“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 在当时社会的情形下，能有一位文人像勇士一样敢于用文子“直抒胸臆”的却也只有鲁迅了吧。他就如同英国的毛姆，和德国的海涅。毛姆和鲁迅一样起初是想从医救人，最终却都选择了弃医从文。从医生涯中他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什么是现实的冷酷和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这不仅仅使他们深刻的了解了底层民众，也使得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笔杆子就像使用解剖刀一样去剖视社会的现实和人生的真实残酷。诗人海涅也曾说道：“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与其说他们三个是举世闻名的大作家，不如说这就是三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真正勇士。他们也是罗曼罗兰笔下呢所谓的世上仅有并且唯一的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着它并为之而奋斗着。
在接下来的描述中林语堂先生也是提及了自己与鲁迅的友谊以及二分二离的事实，但这并没能影响他崇拜并敬仰鲁迅。“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虽然你与我道不同，但我们依旧可以相为谋，也不耽误我们彼此的理解与敬重。这大概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最高的境界了吧。
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文笔时，他更是说他拿的不是笔而是剑，是一把锋利到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的宝剑。鲁迅犀利的文笔和怼天对地怼世界的精神，也被林语堂拿来类比鲁智深。可与鲁智深不同的是鲁迅在怼之前多了一份深入骨髓，深入灵魂的思考。“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鲁智深有头无脑，彪满壮汉用来比喻鲁迅。而作者欲扬先抑，指出鲁迅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满敢于直面抨击，也敢于直面这些抨击带来的惨淡的人生。生死于鲁迅只是一种存在的形式而已，他想做和能做的只能是在有限的生命让更多的迂人看清这黑暗的社会，并拿起长枪短炮为改变命运而战斗。
讲到这里想来“死”于鲁迅而言也并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了，比起死对他来说更可怕的是无法作为一个医生去治好病人的肉体，也无法作为一个作家去治好病人的灵魂。
此文仅以敬鲁迅先生
2020年8月28日 羽木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