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1月27日,对于重庆来说,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日子。
距离重庆解放仅有3天,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夕,下令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集体屠杀。先是分批押解到松林坡枪决,但进程缓慢,直至深夜,渣滓洞才屠杀了两批共20人。于是,丧心病狂的特务便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渣滓洞的关押人员全部集中在男牢楼下的八间牢房,锁上牢门后,用卡宾枪对里面进行扫射,再打开牢门逐个补枪,最后泼上汽油纵火焚烧。


这一天,渣滓洞共180人殉难,只有15人侥幸生还。而在对白公馆在押人员进行分批屠杀过程中,近30人遇难。谭谟在刑场身中数枪未死,侥幸逃生。罗广斌等19人争取看守杨钦典帮助越狱脱险。
站在渣滓洞每个牢房的展览面前,我感到比看《红岩》结局更多的痛惜与遗憾,特别是“11 27”大屠杀。



余秋雨先生曾在《中国文脉》中高度赞扬司马迁让每个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感谢这些穿越时间定格历史的文字!感谢亲历恶梦般现场侥幸逃脱的《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感谢他们用小说的形式对历史做了记录,为我们还原了江姐、许晓轩(即书中的许云峰)等人在非人的折磨面前,用信仰的烈火淬炼出钢铁般的意志;让我们记住了向往自由、可爱懂事、令人疼惜的小萝卜头以及尚在襁褓中的“监狱之花”;也让我们看到了徐远举(书中徐鹏飞)、杨进兴等特务的残暴冷血、人性泯灭……


我就这样凭着书中的情节,努力去对应着眼前的历史:因《挺进报》事件被捕,拒绝在脱党声明上签字的刘国鋕便是《红岩》中的刘思扬;被特务用老虎凳刑将腿折断,因腿伤长期卧病,却以极大热忱参加狱中斗争的李青林就是书中的李青竹;被关押在白公馆的黄显声就是书中的黄以声;江姐的丈夫彭咏梧即彭松涛……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名字与情节和书中所叙对应不上。其实又何必去对号入座,他们分明就是一个整体,他们早已汇聚成一股鲜明而强大的精神洪流:为正义和自由抛头颅洒热血!为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他们要将这牢底坐穿!





他们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为了唤醒更多的群众,他们置白色恐怖于不顾,冒死秘密创办《挺进报》;为了鼓舞斗志,他们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悄悄成立“铁窗诗社”,用被锁的身躯坚持着锁不住的精神创作;他们通过谈判和集体绝食斗争,争取到了为病死狱中的难友龙光章开追悼会的权利;他们借大年初一过春节的机会,在策反对象的帮助下,利用放风机会贴春联、互赠自制贺卡、载歌载舞举行“春节联欢会”,以此来庆祝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他们用红色绣花被面做旗面,用黄色草纸做五角形,绣制了一面他们的五星红旗来庆祝新中国的成立……
他们是新中国大厦的奠基者,他们被历史永久缅怀与记忆。白公馆和渣滓洞也自然成为了每个到重庆的人的首选。
7月30日上午,我们先乘地铁到磁器囗,再坐公交到白公馆。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因为他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代,故借用白居易的号取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10月,被军统局改名为重庆看守所。1943年,白公馆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关押人员迁押渣滓洞;抗战胜利后,白公馆作为特别看守所,关押周佛海等大汉奸。1946年底,渣滓洞看守所关闭,所押人员全部迁押白公馆,直属由军统局改组的保密局管理。1947年底,渣滓洞设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先后送20多人寄押于此。




白公馆的外观仍然是气派的“香山别墅”,进去后迎面是灰色的二层楼体,那便是当年关押革命者的地方,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小萝卜头的塑像,还在特务办公室旁边见到了地牢的标识(不开放),然后又在一楼尽头延伸出的较隐蔽的地方找到了刑讯洞:根根铁链悬挂在被固定的木桩上,旁边是绕着铁链的老虎凳,和逼真的燃得正旺的炭火。洞的另一角是缠着铁链的椅子,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锤子、竹签等。



白公馆出来沿着歌乐山向上大约走1.2公里便可到达渣滓洞,途中路边有烈士们的塑像。渣滓洞的规格显然比不上白公馆,虽然看起来似乎占地面积要比白公馆大。渣滓洞的前身是人工开采的小煤窑,1920年由资本家程尔昌所建,因煤矸石多,被称为“渣滓洞”。1943年被军统局强占,白公馆关押人员全部迁押于此,1946年底又全部迁回白公馆。1947年12月渣滓洞作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重新开监,最多时关押近300人。




渣滓洞分里外两院,外院主要是刑讯室,关押革命者的地方则集中在里院的二层楼上,每层有八个牢房,里面陈设有遗物、遗书,优待室中还有一只简陋的床(特务为了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将楼下一至四室设为“优待室”),更多的则是墙上陈列的烈士们的资料。院子还算宽敞,墙上到处书写着国民党口吻的标语。




在15位幸存者名单中,我没有看到杨益言的名字,我想他也许和罗广斌一样是白公馆策反成功幸运逃脱的19人之一吧!
我突然对两位作者后来的生活特别好奇起来,但百度的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杨益言竟然病逝于2017年5月19日,享年92岁。这位历史的见证人竟是在我们眼前悄然离去的。更没想到的是,刚出版时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的《红岩》,“文革”时却被诬蔑为“叛徒文学”而被列为禁书,两位作者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特别是罗广斌被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再加上家庭背景的特殊,因此1967年2月10日,罗广斌在关押地含冤坠楼自杀。




千转百回的生命啊,究竟要遭受多少苦难,时代的不幸,究竟该谁来负责。独裁的统治?残忍的个别?无知的荒唐?政治的利用?雪崩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是有责任的。社会的病态,毎个人都难逃罪责!当私欲成为一场阴谋,麻木与效仿便是为虎作伥!当心中失掉底线,人类便将面临灾难。站在新的时代起点,我们期待法制的健全,需要人心的教化与引导。
滚滚长江不知流过了多少个世纪,如今两岸已是高楼林立、灯火辉煌,沉浸在幸福中的我们不可忘记曾经的苦难,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我们应该有新的反思与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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